在贵州台江县施洞镇一个传统的苗寨里，65岁的刘老汉做了一辈子银匠活。这个不知延续了多少年的寨子，舞阳河弯弯曲曲地流过，苗家的女人们戴满精细的银饰。族人的传统，是将几乎所有家当都变成银饰穿戴在身上。头上要戴雕龙刻凤的银牛角，胸前要挂叮叮当当的银胸牌，裙上要镶满精雕细琢的银衣片……因此，在过去的许多年里，银匠在当地备受尊崇。他的父亲、祖父都是银匠。刘家的银匠手艺传了好几代，传到了刘永贵手里。

    只是，如今像刘永贵这样精雕细琢了一辈子的手艺人，在当地似乎不像以前那么吃香了。

    手工工艺速度慢，远远比不上机器制造。手工银匠越来越少，有些技艺的匠人都忙着去搞“实业”，因为做机器加工才赚钱。仅施洞镇，现在便已有了大大小小十几家银器加工厂。

    手工艺技术的神秘感消失了。过去这手艺传男不传女，但“现在不一样了。”刘老汉摇摇头说，“什么家传啊，秘技啊，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宝贝了。”

    所以，当刘老汉带上他制作银饰的全套工具，离开寨子上北京，走进清华大学工艺美术系的实验室给学生们授艺，这事似乎并没在当地掀起什么波澜。

    “时代不同了。”老银匠感叹道。

    上世纪50年代，年少的刘永贵对祖传银匠活其实并不那么感兴趣，他一心向往的是“当干部”。“那时候，谁不想当干部啊？”他眼睛笑弯了，轻轻撇一下嘴，“可是，理想是理想。祖传就是银匠，我不做银匠，又做什么呢？”

    60年代，那时一块银衣片大概赚五六毛钱，刘永贵一天能做两片。80年代，一块银衣片大概赚三四元，刘永贵依旧一天做两片。到了90年代，一块银衣片能赚五六元，刘永贵还是一天两片。

    有朋友劝他：“别死守着你这些老旧的东西，学点新东西！”

    但刘永贵并不在意。他翻开一本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出售的《银饰珍赏志》，翻到印有他作品的那一页，一遍遍抚摩着。“这一圈雕了300朵菊花……”老银匠喃喃着。

    在老银匠看来，机器加工的银器“没什么意思，很低劣”，可偏偏就是效率高，比手工快了七八倍甚至10多倍，每件就算赚得少，来钱也比手工快得多。

    “但我想还是有人会想要买好的。”老银匠坚信。前段时间，就有识货的人找到他，“凡是我做的东西，他全部包了，全买走！”

    尽管与银器打了一辈子交道，但这样的传统手工艺，到底还有多少生命力和发展前景，刘老汉对此多少感到困惑。

    从2000年开始，刘永贵基本不做他所谓“一般化”的那些买卖活了。因为不时有收藏家来找他，或是有地方请他去“表演”。用他自己的说法，他的手艺在世纪之交终于“修成正果登峰造极”了。

    “最近六七年来做的，那可都是精品。”刘老汉摇晃着脑袋，抑扬顿挫地说，“没有我最得意的，都是我最得意的！”

    也就是在这个“登峰造极”的阶段，刘老汉遇到了10余年来寻访民间手工艺及其代表人的唐绪祥。刘老汉高超的技艺让这位清华大学副教授如获至宝，将他请进了清华工艺美术系的实验室。

    “基本上，我算是最高水平的银匠了。”刘老汉一脸认真地点点头，这样给了自己一个定位。能到清华大学教学生，他觉得自己也是当之无愧。

    只是，到了北京一个月，刘老汉特别想家，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北京享福，在学生食堂吃得比在家好，可亲人却在家受苦。

    尽管刘老汉也会跟唐副教授抱怨：“我在这里教出来的学生，出去以后是你的学生，不是我的学生。”但他还是带着十足的荣耀感认真指导实验室里的年轻人。

    “现在年轻人做这个的少了。”刘老汉皱了皱眉头说，“但我还是希望，它能够传下去，要不我也就不会来清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