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的训导　崇高的教育

温馨的训导崇高的教育

侗乡教育，可分为民间传统教育和学校正规教育两个方面。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且都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民间传统教育

侗族的民间传统教育又可分为家庭传统教育和社会传统教育两个环节。这两个环节相辅相成，交*进行，因而构成了具有侗族特点的民间传统教育体系。

１、家庭传统教育

家庭传统教育是传统教育的主要部份。执教者主要是祖父母、父母或嫡亲、姻亲等长者对其晚辈所进行的教育。

（１）语言和称谓教育

当幼儿进入“呀呀”学语阶段时，其长者便一边哄着幼儿，一边指着幼儿面前的人或自己喊：“ＮＥＩＸ”（母亲）、“ＢＵＸ”（父亲）等等。这是任何一个侗族婴孩最先要学会的两个短语。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其学习的语词也逐步增多，如公公、奶奶、外公、外婆、哥哥、姐姐、吃奶、吃饭、喝水、拿筷子、端凳子等等。因侗族称谓有本民族的特点，如哥哥、嫂嫂、表哥、表嫂统称为“ＪＩＡＩＸ”；弟弟、妹妹、表弟、表妹、姨弟、姨妹统称为“ＮＯＮＧＸ”；舅父、姑父、表舅若比自已父亲年纪大，则统称为“ＬＩＯＮＧＨ”；若比自己父亲年纪小，则统称为“ＪＵＣ”；舅母、姑母亦视年岁大小分别称之为“ＢＡＳ”或“ＵＬ”。对这些称谓，最初只能管教幼儿呼唤，待他们长大之后再介绍其中关系。这就是侗族的民间传统启蒙教育，以１—３岁儿童为主要教育对象。

（２）礼仪教育

侗族之所以被人称为“文明礼貌之乡”，是与她世世代代不间断地进行礼仪教育紧密联系着的。当孩子长到三、四岁时，父母亲则开始对其进行礼仪教育。如客人冬天进屋，则让客人坐在最安稳、最暖和、无烟熏的地方；客人夏天进屋，则让其坐在最凉爽、最干净的地方；饭前，应打水给客亲洗手；饭中，则教子女将最好的鱼、肉搛给客人或长辈，添饭也要添锅心饭给客亲；饭后，应舀水给客亲再次洗手、洗脸，还应先试水的温度，既不能太凉，也不能太烫。尤其是女孩子，从小必须接受这方面的培训，长大后才被人们视为有教养的姑娘。

长辈们还忘不了把行路的礼仪传授给下一代。如青年须让老人先走；妇女须让男人先走；挑担子的须让闲人先走；本寨人须让外寨人先走。若是同路随行，晚辈应帮长辈拿东西，挑轻担子的人须与挑重担子的人换着挑等等。

此外，在公共场所也有严格的礼仪需要家长们向后代传授。如在鼓楼、卡房里聚会时，青年人不得从长者面前跨越，须跨越时，必须说声“对不起”；不得在老年人面前跷“二郎腿”；不得高声喧哗；不得使用长烟杆等等。在与人交谈时，应先称呼，然后再说要说的话；在与一些不认识或称谓不清的长辈接触时，均应根据不同对象称对方为“父亲”、“母亲”或“祖父”、“祖母”，意为您和我的父母、祖父母一样应受敬重。

（３）文字教育

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侗族过去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所学的文字都是汉字。因此，当子女长到四五岁时，有条件的家庭，即对子女开始进行简单的学前文字教育，如教读写“一、二、三……上、中、下、……金、木、水、火、土”等等。并进行侗汉“双语”对译教学，使幼儿从小对汉字有所认识和初步理解。待孩子长到七八岁时，有条件者便送入学校学习。

（４）劳动技能教育

侗族祖先，世世代代以农业为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除了少数地区的少数人开办碾坊、榨坊、红炉，部分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经济发展较快的乡镇有经商者外，基本上没有经商的。所以，侗族的长辈们非常重视对其子女进行劳动技能教育。当子女长到六、七岁时，父母便带子女上山砍柴、割草、扯秧、割稻，或在家编草鞋、煮猪食，女孩子则开始学习纺纱、织布、绣花等等。使孩子们从小就养成爱劳动和会劳动的习惯。

（５）人生哲理教育

人生哲理是人们生活经验的总结，常常是通过民间谚语来表述的，侗族也有许多这方面谚语，如：

ＮＹＥＮＣＢＥＮＧＨＰＩＡＰ，人靠喂，

ＷＡＰＢＥＮＧＨＴＵＴ。禾靠肥。

ＪＩＵＭＬＯＵＸＤＯＳＭＡＥＮＬＹＡＧＳ，积粮防饥日，

ＳＡＮＧＸＬＡＧＸＤＯＳＭＡＥＮＬＬＡＯＸ。养子防暮年。

长期以来，由于侗族社会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人们依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维持生计，所以人们年幼时依靠父母，年老时依靠儿女。因此，在侗族社会里，人们都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常被外人称为“文明礼貌之乡”。侗族老人，常常利用这些具有人生哲理的民间谚语教育自己的后代子孙。

２、社会传统教育

社会传统教育是侗族对青少年进行美德教育和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方式。多以一族一姓或一村一寨为单位进行，如组建侗歌队、芦笙队、讲款队、侗戏班、武术班等等。这些组织通常是由本村本寨的歌师、款师、戏师、武术师出来执教，个别缺乏师资的村寨，则到外地聘请名师到本寨来执教。

侗歌队常分男子侗歌队、女子侗歌队、儿童侗歌队、老年侗歌队等。侗族人人爱唱歌，故村村寨寨有侗歌队，有的村寨甚至有若干个侗歌队，真可谓是“歌的海洋”，侗族亦有“饭养身，歌养心”之说。唱歌可以促进身心健康，可以使人心胸宽阔，可以使人对未来充满希望。所以侗家人少年学歌，中年唱歌，老年教歌，使侗歌世世相传，使歌队代代出现。在通常情况下，一个歌队由１０人至２０人组成。这是因为歌队学歌的地点多设在歌师家中，一个堂屋或一个火塘，只能容纳这么多人。也有２０人以上的大歌队，他们通常在鼓楼里为群众演唱。歌队所学的歌，多是广大群众公认的传统优秀侗歌，如古歌、劝世歌、礼俗歌、情歌等。青年人通过学歌唱歌，既可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又可受到良好的风尚教育。许多著名的侗族歌师，都是受人敬重的长者。如著名侗族歌师陆大用、吴文彩、吴朝向等，他们虽然早已离开了人世，但他们却永远为侗族人民所怀念，他们所编的歌，至今仍传唱不衰，如“大用歌”、“文彩歌”等。

许多侗族村寨都有侗戏班，逢年过节，侗戏班都无偿为本村或邻近村寨的侗族群众演唱侗戏，它不仅丰富了侗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对演员和观众也是一种教育。有许多侗戏剧目，如《珠郎娘美》、《萨岁》、《梅良玉》、《陆本松》、《卜宽》、《三媳争奶》等都可以使人们明辨是非、认识善恶、树立爱憎，并从中受到美的熏陶。

芦笙队、讲款队、武术班也是对青年进行传统教育的好场所，人们不仅可以从中学到有关技艺，还能受到热爱村寨、热爱集体、热心公益事业的传统美德教育等等。

为了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侗族歌师、戏师、款师和武术师们都不辞辛苦，不计报酬，长期地、默默地作出奉献。他（她）们在教歌、教戏、教讲款、教武术的过程中，不但不向队员们索取分文，还经常给队员们无偿地提供食宿或取暖用的柴、炭和照明的灯油。队员们为了感激师傅的教诲，也不定期地备些饭菜请师傅享用，或集体给师傅砍柴、割草、插秧、打谷等等。这种师徒或师生关系本身，也是一种极好的人际关系的传统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些侗族村寨还建立了文艺队或宣传队，这些群众文艺团体，多为配合中心任务进行文艺演出。其文艺节目多为小型歌舞，现代侗戏、新侗歌、侗语相声、芦笙独奏等。节目内容多为宣传好人好事，宣传破旧俗立新风，宣传国家有关政策。这也是宣传和教育群众的新方法和好方法。

讲故事也是进行民间传统教育方式之一。每当农闲季节或夜间空闲，侗族群众总喜欢集中在鼓楼内烤“千家火”，听寨老们讲述古老的传说故事。有些故事既生动有趣，又很有教育意义。如《吴勉的故事》、《卜宽的故事》、《姜映芳的传说》以及红军过侗乡的传说故事等等。这些传说故事，不仅使听众得到快乐，而且受到各方面的传统教育，思想教育。

（二）学校正规教育

所谓学校正规教育，是指有统一的教学内容，统一的教学制度，统一的教学时间。在教学活动和时间安排上，又可分为校内教育和业余教育。

１、侗乡教育史略

侗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发展比较缓慢。唐宋以后，随着侗汉两族人民交往的日益频繁，许多汉族文人陆续来到侗族地区办校讲学，传授汉族文化。他们的到来，对侗族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唐代著名诗人、进士王昌龄，官至秘书郎，因作《梨花赋》，“内寓规讽”，于天宝年间（７４２－７５５）被贬为龙标县尉。在此期间，他捐资创办“龙标书院”。虽然当时书院侧重于藏书、校书，但对传播文化颇有裨益，使当地“有贤人君子生于其间”，“科贡蝉联”。这是至今所知侗族地区创建书院之始。

南宋宝庆元年（１２２５），曾任兵部郎中、权工部侍郎的学者、进士魏了翁（号鹤山）被贬到湖南靖州，之后便“著九经要义百卷”，并“创办鹤山书院”，“招生讲学，甚至有数十里负笈相从者，于是风气大开。”

北宋“仁宗始诏藩镇立学，继而诏天下郡县皆立学”。（同上）故自北宋熙宁至南宋宝庆期间，侗族地区除上述书院外，又先后创建融州县学、义文书院（均在今广西融水）、沅州府学、宝山书院（均在今湖南沅陵）、靖州州学、作新书院（均在今湖南靖州）、丹洲书院（在今广西三江）、兴文书院（在今贵州锦屏）、榕城书院（在今贵州榕江）、天香书院（在今贵州黎平）、凤城书院（在今贵州天柱）等等。当时书院或学宫中的士子（学生），所学的内容多为“经学”、“史学”和“治术”，“兼及对偶声律”，要求能“论”、能“表”、能“策”、能“判”。

自宋至清，除了在县城建学宫、学馆、书院之外，又在县城之外创建大批的社学、义学和私塾。“凡汉人在乡之学总曰社学。……　朝为奕侗设立之学及府、州县为奕侗捐立之学曰义学”。如“古宜义学”、“养正义学”、“培基义学”、“振文义学”、“振德义学”、“章鲁义学”、“丙山（妹）义学”、“时敏义学”等等，均“为奕侗捐立之学”。私塾则遍及大小村寨。

义学即相当于现在的民族小学，初入这些学校就读的儿童称为“蒙学”，他们所读的书籍有《三字经》、《百家姓》、《全家宝》、《千家诗》等，而后再读《大学》、《中庸》、《学而》、《述而》、《先进》、《卫灵公》，再后是《论语》、《孟子》、《幼学琼林》等。

由于官方财力有限，广大侗族地区未能全办义学，少数有钱人家则自己延师入户教育子女，始有私塾。继之是一家数兄弟之子女共处攻读，再后是一村一寨集资共请一人教书，这是私塾的演变过程。私塾是一位先生包揽全部教学内容，大多只有古文一门课，读背四书五经，教写毛笔字，学生功课进度也不求统一。

为了有效地开展教育工作，历朝还在地方行政机构中设立分管教育工作的日常机构，如“教论处”、“训导处”、“教谕处”、“教授处”等等。其中“教论处”始设于明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其余均设于清代乾隆年间。

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在其御制训饬中，阐明国朝的办学指导思想以“国家建立学校，原以兴行教化，作育人才”为宗旨。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又在“钦颁太学训饬”中进一步阐明朝廷办学目的，是为“国家养育人才，将用以致君泽民，治国平天下”。从此，朝廷在侗乡办学的风气便逐步高涨起来。据《黎平府志·典礼志四上》记载，从清顺治至康熙、雍正、乾隆，历时１５１年，其中的四个皇帝，先后下了有关办学治学的谕示３１次，其中最多的是雍正，共颁１５次，次为乾隆，共颁１２次。

顺治八年（１６５１），所颁卧碑八条中规定：“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并明令“各省所有学田银粮，原为给散各学廪生贫士之用”，要求“教官将贫生等名籍开送地方官核实评报，视人数多寡，即于存公项内量拨银米，移交本校教官，均匀散给，资其■粥。如有教官开报不实，散给不均及为吏胥中饱者，交督抚学政稽察。”（《黎平府志·典礼志四上第２５页》）

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始“题准取苗童（泛指侗苗儿童），大学５名，中学３名，小学２名”。至康熙九年（１６７０），朝廷对录取少数民族子弟入学的政策进一步放宽，新规定“府学取２０名，大州、县学取１５名，中县取１２名，小县７－８名不等”。（出处同上）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突破，也是民族教育史上的重大进展，因此受到广大少数民族的欢迎。从此，侗族儿童入学的热情也更加高涨起来。

清乾隆年间，国朝所办的各级学校，规定每年上官课８个月，即９、１０、１１月和次年２月为一个学期，后为年节与农时未课，到４、５、６、７月又为一个学期。当时，国朝为发展文化教育，曾拨出可观钱粮来资助学童的膏火。在入学的四个月中，生员正课每名给钱３４０文，副课每名得钱３２０文；童生正课每名给钱２４０文，副课每名给钱１６０文。这正课与副课原为何意？史志上并无释意，有待后人进一步考证。另有“花红”钱（相另有“花红”钱（相当于助学金）发给学童。生员正课每名给２４０文，副课给１６０文；童生正课每名给１６０文，副课给１００文。还有稻谷发给，原给钱２４０文者，加谷２０公斤；原给钱１６０文者，加谷１５公斤；原给钱１００文者，加谷１０公斤等。

当时的书院、学馆、学宫、社学和义学，均得到官方的助学金和奖学金。这些助学金与奖学金的来源，一是从官方金库中拨给，一是从学田中支出。据《黎平府志·典礼志四上》记载，仅“龙冈书院”（在今贵州省榕江县城西门卧龙岗）就拥有学田３９５丘，共收认谷１９０１０公斤。其它侗族地区，也都有这样的学田。

侗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始于唐、宋。因宋、元战乱频繁，文化教育处于停滞不前状态。时至清初，下从平民百姓，中至文人、学者，上到官府、朝廷，均热心“兴行教化，作育人才”，因而私塾、学宫、学馆、书院林立，书声朗朗。清代是侗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仅黔东南州，清时就有义学１００余所，书院４０余所。据《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概况》统计，明、清两代全州考取文科进士的就有６０多人，其中尤以清代为多。据《黎平府志·典礼志四上》载，“明清两代，黎平府属各地考取贡生１０５６人，其中清代占９５％以上。

从微观上看，清代办学亦讲究源发，讲究潜移默化，如贵州省黎平县竹坪村，自热心办学之款首吴堂应先生到潭清（今黎平县潭溪村）延请秀才杨映云（侗族）到该村办学之后，经过十余年的苦心培育，在１８３４年前后，这个村便出了吴体龙、吴杨吉等７位秀才。而上龙村此时出的秀才更多，共３８位。

戊戌变法（１８９８）后，社学、义学、学馆、书院等改为学堂。辛亥革命（１９１１）后，又将学堂改为学校，并从学校中废除“四书”、“五经”课，开设国文、数学、常识、英语、公民、自然、地理、历史、体育、劳动、音乐、美术等课程。课本内客亦改为白话文，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民国时期，侗族地区曾先后设立国民小学（初等小学）、中心小学（高等小学，亦称标准中心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简易师范学校（称简师）、国立师范学校（称国师）、女子学校等。当时的国民小学每保设１所，大保１－２所（即相当于今日的乡所在地）。中心小学设在区所在地。中学、师范全部设在县城。

２０年代，侗族地区几个县才有一所中学，３０年代多数县有了中学，４０年代几乎县县都办了中学。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忙于建党建政，接着又进入清匪反霸、肃清反革命和实行土地改革等工作，对于文化教育只抓了恢复工作。这一时期侗族地区的学校数目，略低于１９４０年数。

１９５３年，国家公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加速发展，提高质量，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和公办、民办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侗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有了新的发展，学生入学率约为适龄儿童数的６８％，学校覆盖面一般是１７·５平方公里１所。

１９５８年，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受“左”的思潮影响，盲目冒进，学校数目大增，学校覆盖率平均为每１４·２平方公里１所。

１９６０年冬，纠正教育战线盲目冒进，下放了一批教师，原则上每乡保持一所学校（有的大乡例外）。这时，学校的覆盖率约为６７·３平方公里１所。

１９６２年后，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全国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教育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至“文化大革命”前，学校覆盖率迅速上升为平均８·６平方公里１所。

１９６６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教育行政机关、学校层层被“红卫兵”“红小兵”夺权，各级各类学校均处于瘫痪状态，耽误了一代人的成长，侗族地区也不例外。

１９７６年后，在全国范围内拨乱反正，教育战线才重新走上正常轨道。

１９７９年，学校工作也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实行重点转移，学校主要抓教学，抓入学率、巩固率和教学质量。领导机关抓调整学校布局，加强并普及小学教育。到１９８４年，侗乡各地儿童入学率达８４·４％左右，巩固率达９２％左右，学校覆盖率为每４·５平方公里１所。

至此，侗族地区办起了大专学校——贵州黔东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湖南怀化师范专科学校。在这里，侗族子弟和苗族、汉族等兄弟民族子弟聚集一堂，攻读大专课程。但读本科，仍需到北京、武汉、成都、贵阳、长沙、南宁等城市。

至１９９２年，全国上下一致贯彻“普及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至今，侗族地区已基本上达到寨有民办小学，村有完全小学，乡有初级中学，县有高级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可以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侗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的高峰。

２、侗乡正规教育

所谓正规教育，就是指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的公立或私立正规学校教育，其中包括旧制的私塾、义学、学宫、书院，以及后来的幼儿园、学前班、初级小学（不完全小学）、高级小学（完全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民族师范学校、卫生学校、职业中学等等。其教学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均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如在教育体制上，一般是初小四年，高小两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各类专业学校二至三年。在教学内容上，一般是：小学有语文、数学、体育、美术、音乐、手工、自然、地理、历史、思想品德等；中学一般有：语文、数学（含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外语、政治、地理、历史、体育、音乐、美术、劳动技能、生理卫生等；各类专业学校则另开自己的专业课，如农业课、林业课、教育学等。

进入８０年代以后，有些侗族地区的学校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在小学低年级试行“双语”教学，取得了一些经验。所谓“双语”教学，就是在一些通行侗语的农村小学低年级既学侗语文，又学汉语文。如贵州省黎平县岩洞小学于１９８４年秋将“双语”教学法引进全日制学校。并以四年级作实验，实施一个学期，然后参加全县统考评卷。其结果是：侗语文及格率１００％，其中８人获１００分；汉语文人均６３·３分。而未实行“双语”教学的前一学期，该年级汉语文人均只有４３·７分。汉语文及格率前一学期只有１５·２％，结果提高到６５·９％，翻了４·３倍。由此可见，双语教学不但不会影响教学质量，相反可以提高侗族学生的汉语文水平，这也是一种因地制宜的教学方法。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该校又在１９８５年第一学期将一年级的留级生和新生组成一个班实行“双语”教学。到期末参加全县统考，汉语文人均６８·４分，及格率为６４·１％，在全乡平行班中名列第二。第二学期，学校又继续用原来的教师进行跟踪教学，学年统考成绩为：汉语文人均９２·９分，及格率为１００％，数学及格率为１００％，人均９３·９分，与该校平行班比较，名列第一。

“双语”教学的成功，改变了一些人的看法。如黎平县教委一位副主任说：“我过去对‘双语’教学持反对态度，通过同志们的试验，对我启发很大，改变了我的观点，这是少数民族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捷径，势在必行，必须进一步推广。”

双语教学，以母语为基础，从小教授侗文拼音方案，使学生既提高了对母语的认识和使用能力，亦可借助侗文学习汉语拼音方案及汉字，还可为将来学习外语打下良好的拼音基础，一举多得，因此受到广大侗族儿童的欢迎。

在一些侗族聚居地区，还创办了突出民族特点的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或民族师范学校。民族小学与民族中学的学制和课本与普通中小学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有些学校增加侗、汉语文的“双语”教学。此外，在待遇上也与其他普通中小学有所不同，在那里就读的学生一般都免交学杂费及课本费，住校生还补助一定数量的伙食费。少数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学校还发给被子和衣服。这是党和人民政府对侗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正因如此，侗族地区的教育才得以较快的发展。如天柱民族中学不仅在当地影响很大，在贵州省内也是重点学校之一，多年高考名列前茅，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黔东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是培养苗族侗族师资的摇篮，她已为苗族和侗族人民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侗族地区教育战线的骨干。湖南、广西等侗族地区，也有一些这种类型的学校。这些学校，为发展侗乡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总的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通过侗族子孙的勤奋努力和兄弟民族的大力帮助，侗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独洞乡高定村教育发展的情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侗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基本概貌：

１９１７年前后的一天晚上，独洞村有两个青年到高定村来走寨，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将一块“小孩夜哭娘”的木牌捆上两颗红辣椒送进“伍通”宗族的鼓楼里，说这是乡公所的令牌，叫高定村人赶紧送到干冲村去。因“伍通”宗族无人识字，信以为真，便立即派人连夜送往干冲。干冲人见了木牌，讥笑高定村人都是瞎子。事情发生后，高定村开了一次款会，决定由全村捐钱，送吴庭德、吴通灵等四人到县城去读书。从那时起，高定村才有了懂得汉文字的人。吴庭德读书回乡后，于１９２５年在本村办起了第一所私塾。但由于贫困，当时读书的人为数很少，从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５０年，全村只有两人进过国立中学，有初小或高小文化的人也只有１４人。１９５３年，高定村办起了第一所初级小学，１９６４年改为高级中心小学校，从此读书的人也就越来越多。据１９８７年统计，全村有大学毕业生７人，中专毕业生１６人，高中毕业生２５人，初中毕业生７８人。７至１５周岁的儿童，入学率达９３％左右。由于村民们比较重视教育，因此在外面参加工作的人也为数不少，据１９８７年９月统计，高定村在外面工作的共有６５人，其中副教授１人，讲师１人，作家１人，中学教师３人，小学教师２４人，医生４人，行政干部１２人，商业干部１０人，工人９人。

３、侗乡业余教育

侗乡业余教育主要有侗文夜校、汉文夜校及广播电视大学和各种函授学校。

侗文夜校始创于１９５８年。搞了一段时间之后，因受“大跃进”和“左”的思潮影响，被迫停止下来。１９８１年夏天，为落实“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的民族政策，国家民委在贵阳召开西南片区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后，侗文训练班和侗文夜校又在侗族地区重新开办起来，并且踏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侗文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１９５８年由有关专家学者共同创制的，它以侗语南部方言为基础、以贵州省榕江县车江侗语为标准音、以拉丁字母为书写符号、仿照汉语拼音方案拼写规则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字。（详见本书语言文字部分）

最初，创办侗文夜校的目的是为了推广侗文，多吸收具有高小文化程度以上的社会青年参加，以便从中选出优秀学员去担任侗文教师。

随着侗文的逐步推广，少数不识汉字的青年也参加了侗文夜校。由于侗文易学易写，有些不懂汉文的学员也很快学会了侗文，其中优秀者还当上了侗文夜校的教师。

１９８３年，贵州省榕江县首创“双语”教学法，即运用侗文给汉字注音，扫汉文文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于是，不少地方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实践证明，在一些侗族村寨扫盲，用“双语”教学法优于“单语”（汉语）教学法，不但及格率可以大大提高，在教学时间上也可以大大缩短。按国家教委规定：１５０个晚上要会认、会写、会讲１６００个常用汉字，这样才算脱盲。采用“双语”教学，先用两个月学侗文，余下的时间就用侗文给汉字注音释义，学习汉文扫盲课本，这样，只需１１０个晚上就可以达到国家教委规定的扫盲标准，这也是迅速提高广大侗族人民文化水平的一种有效途径。

随着侗文夜校学员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侗文课本也编了１至４册，且内容逐步深入，从一般的识字写字到学习简单的农林科学技术、种植和养殖技术等等。有的还办了《侗文小报》或用侗文编印《侗族优秀传统文学作品选》、《侗族情歌选》、《侗族民间故事选》、《侗族叙事诗选》等课外读物。有的还用侗文编印《杂交水稻技术》及养鸡、养猪技术材料发给侗族农户，因而推动了农村粮食生产和农副产品生产的发展，为繁荣侗乡经济作出了贡献。

侗族地区的汉文扫盲夜校出现于１９５８年以前，并取得一定成绩。“大跃进”开始后，扫盲工作受了干扰。“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中断。

１９７８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侗族地区的扫盲工作又开始兴盛起来。扫盲对象是１２岁至４０岁的文盲人口。由于人口流动和一些家庭有实际困难等原因，参加的人数一般只达到８０％左右。

１９８８年，国务院再次发布《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其对象是１５至４０周岁的文盲人口。１９９３年，国家教委又规定：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以后出生，年满１５周岁以上４０周岁以下人口中的文盲、半文盲均应列为扫盲对象。根据国务院和国家教委的指示，侗乡各地又开展了群众性扫盲工作，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办扫盲夜校。扫盲夜校一般用《农民识字课本》和《农民文化技术课本》两种，前者用于文盲班，后者用于半文盲班。

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各地在执行中，多用插秧后、收割前、秋种后、春耕前这四段时间学习。国务院规定的脱盲标准是：识１５００字（会认、会写、会讲）；能看懂一般通俗报刊；能记简单的帐目；能写简单便条；能学会一些农业生产科技知识和自然、生活方面的常识。

夜校学完所学内容之后，一般由各县教委和农教办公室验收。十几来，侗族地区在扫除汉文盲方面也取得了较好成绩。每次验收，有８３％至８５％的人领到脱盲证书。

１９９３年３月，国务院又发布《中国全民教育行动纲领》（草案），要求在２０００年以前，全国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侗族青壮年文盲的比例较大，尤其是女性青壮年文盲人数较多，所以，扫除文盲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此外，在业余教育方面，各侗族聚居县还办有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函授农村大学等新型业余教育体系，其教学内容、方式等亦各有特点。

（三）侗乡教育新篇

１、侗乡教育现状

追求进步与光明的侗族人民，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当今世界，对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更加如饥似渴，对教育工作更加重视。现以贵州省黎平县所属的几所学校为例略作说明：

黎平中学１９９３年年底共有任课教师９７名，其中侗族６９名，占任课教师总数的７１％。在６９名侗族任课教师中，本科学历１７名，占２４·６％；大专学历４４名，占６３·７％；初中至中专学历１９名，占２７·５％。

该校初、高中共有学生１９５１人，其中侗族学生１３８７人，占学生总数的７１·２％。

黎平县总人口４０余万，侗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６２％，而黎平中学的教师和学生人数，均超过总人口的比例。它说明今日侗族人民对教育已经有了新的认识。

黎平民族师范学校是一所中级师范学校，隶属州人民政府管辖。该校学制及生源有三：１、两年制民族师资班，学生全是民办教师，经统考录取，毕业后可转为公办教师；２、两年制普通师范班，在初中毕业生中招考，毕业后可任乡（镇）小学正式教师；３、四年制边远少数民族师资班，学生全是少数民族，在初中毕业生中降低分数线照顾录取，毕业后原则上乡来乡去，回家乡担任正式小学教师。

该校１９９３年共有任课教师３９名，其中侗族教师３０名（含兼课行政人员），占任课教师总数的７０·６％。３０名侗族任课教师中，有本科或大专学历者２８名，占９３％；其他学历２人，占７％。

该校１９９３年年底共有学生３９０人，其中侗族学生３５０人，占学生总数的９０％。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地侗族师资队伍的发展情况。

贵州黎平县新洞小学是一所民办公助村级完全小学。该校是全县有名的“七个第一”学校：全县群众集资办学第一；适龄儿童入学第一；女孩入学第一；普通班语文、数学“双科”成绩第一；全乡毕业生及格率及输送尖子生人数第一；全乡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人数第一；全乡教师团结共事第一。

新洞村是一个侗族聚居的村寨，距县城２５公里，共４２０余户，２２００余人，全是侗族。全村有水田１４１９亩，是一个主产水稻的侗族村寨。解放前，由于耕作技术落后，多数群众生活贫困，村里虽然有私塾和国民小学，但多数穷人子女读不起书，所以直至现在，５０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有３０％左右的男人略识点字，广大妇女基本上都是文盲。

１９５１年，该村用两间破旧民房和一间仓库办起了初级小学，两位民办教师全是从外地请来。

１９６９年，由群众献工献料，新修了一座木质校舍，并开始招收五年级学生，民办教师也由２人发展到１０人。

１９８２年，县教委调派两名公办教师充实该校教师队伍。而后该村群众集资４·５万元，县民委、县教委资助２·５万元，建起一座砖木结构的新校舍，共９６０平方米。新洞小学新校舍的建成，成为当时黎平县的一大新闻。县委、县教委组织各区乡干部、各有关学校前往参观，并积极推广其经验。

由于教学条件有了改善，学生人数迅速增加，１９８３年以前只有７０余人，至１９９３年已达３１７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亦达到９９·４％（只有１名痴呆儿童未入学），成为全县儿童入学率最高的一个村。其中女生１４４人，占学生总数的４５·４％，这是新洞村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新洞村之所以出现女孩读书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家长们改变了重男轻女的旧观念；其二，涌现了周胜美、周昌慧、郭世兰、苏天艳、钟家英这样一些女中师学生，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如今已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这对当地妇女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走进该校办公室，迎面是一幅言情述志的醒目对联：上联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下联为“千秋伟业文化当先”；中间是一幅巨大的学校远景规划图。由此可知这所学校的主人们在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

伟业不负有心人，近１０年来，这所学校几乎年年争得语文、数学“双科”成绩第一名。９年中，该校共有２４８名学生高小毕业，有２２８名升入中学，其中女生８３名，占升学总人数的３６·４％，这在当地也是很罕见的。

新洞小学历年在与当地各学校争夺尖子生竞赛中也令人瞩目，现列表说明如下：

年度尖子生总数新洞校数所占％备注

１９８５５２４０

１９８６５３６０

１９８７５１２０

１９８８５１２０

１９８９———全县不招

１９９０５３６０

１９９１５——新洞不上

１９９２５３６０

１９９３８７８７·５

由上表可以看出，９年中，新洞小学把当地７个乡３６个村的４３名尖子学生夺去了２０名，占尖子学生总人数的４６·５％，其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１９９３年，新洞小学共有教师１５名，其中中专学历３名，高中学历５名，初中学历６名，小学学历１名。他们勤奋自学，已全部参加业余函授学校学习。在县教委对全县教师进行教材过关考核中，新洞小学的教师人人都过了关，并全部获得一级教师称号，其中周绍元、钟昌基两人还被评为先进教师。由于他们教学有方，成绩显著，１０位民办教师已有７位转成公办教师，这对他们本人及对当地民办教师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

如今，新洞小学已培养出本科生２人，大专生３人，中专生２４人，初中和高中生共２２８人。群众高兴地说：“我们新洞出秀才啦！”

新洞办教育有以下３条基本经验：

（１）村民委员会及全体村民改变观念，重视教育，常抓不放，并且舍得花大本钱。如邻近村寨一年只给民办教师４００—５００公斤稻谷，而该村却给７５０公斤。每逢教师节和春节，村委会还给全体教师送去礼品，并召开教师座谈会，以示慰问。

（２）全校教师紧密团结，互助合作，心往多出人才上想，劲往多出人才上使。教师尊重、服从领导；领导关心、爱护教师。１０多年来，他们从未发生过争吵现象。

（３）教师地方化。该校１５名教职员全部是本村人，他们对各家各户及学生性格了如指掌，故能因材施教。他们有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他们身在本村，家在本地，无牵无挂，能一心一意搞教学。

地处黔、桂边界的贵州黎平县龙额村，共有１３个村民小组，３６２户，１６８６人（其中女性８９９人），全是侗族。该村共有耕地１２６７亩，其中水田１０７５亩，人均占有耕地０·７４亩，是一个边远贫困的侗族村寨，长期吃国家返销粮。自１９８２年实行联产承包制，才基本实现粮食自给。

直至清代，该村没出过一个秀才，虽断断续续办过私塾，也只有一人当过私塾先生，一人当过保董。

民国三十二年（１９４３），开始在该村办国民小学（初级），几任校长、教师也都是外籍人。

至今，该村５０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有１７名男性村民会写一般书信，女性则全是文盲。

５０年代初，龙额小学仍为初级小学，虽有一至五年级学生，但合并为４个复式教学班。全校学生亦长期徘徊在８０人左右。

１９５８年，苗族教师刘云辉调任该校校长。根据上级指示，他着手建立完全小学，把地坪、古邦、高青、岑岜等４个乡的四、五年级学生全部并入该校一起上课。１９６０年，全校学生增至２００人左右，教师也增至１２人。从此，全校教师广泛而持久地开展为学生做好事的活动，如男教师为学生理发，女教师为学生缝补衣物等。学校还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代交学杂费、课本费等。刘校长还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买回数十种常用药品为学生治病。为了教育好侗家孩子，刘校长还刻苦学习侗语，并很快能用侗语讲课。因此，在校学生人数逐年有所增加并逐步稳定下来。

为了改善教学条件，刘校长又积极向县教育局反映情况，要求拨款扩建校舍。１９８１年，终于建成一座占地１６３８平方米的砖木结构新校舍。

至１９９３年，龙额小学已有１２个教学班，在校生３１１人，其中女生１１４人，占学生总数的３６·１％。

目前，龙额村在外地各类学校上学的学生有：初中８５人（女３６人），高中１４人（女７人），中师３人，中专２人，大学１人。

龙额小学现有教师２３名（女７名），其中侗族１９名，占教师总数的８２％。该校教师的文化结构是：中专１６人，初师５人，小学２人。

经过４０多年的努力，龙额村文化落后的现象正在逐步改变。龙额小学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从事教育工作的１７人，从事经济工作的８人，从事医务工作的７人，从事行政工作的３５人，当工人的１３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所学校培养出了第一代侗族女干部、女校长等，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或正在成为侗乡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

经过４０多年的努力，侗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应当看到，侗族地区的文化基础还相当薄弱，任务还十分繁重。当前，侗乡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资金严重不足；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尤其是乡村级中、小学教师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教育设备陈旧老化；教学方式、方法亦有待改进。

２、侗乡教育发展趋势

根据黎平县的统计数字，１９９２年适龄儿童入学率为９３％，巩固率为９６％，学校覆盖率为每４·１平方公里有一所学校（含教学点）。

随着现代科学文化与经济建设的不断向前发展，侗族地区各类学校也将同步向前发展，以适应科学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据有关人士分析预测，未来的侗乡教育，将出现如下七方面的发展趋势：

（１）民办完小在三、五年内没有转为公办的可能：而乡级小学附设初中班将有微弱的增长。

（２）职业性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将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以满足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３）成人函授大专、中专的各类学校将越来越多地吸收更多具有初等文化水平的工人、干部参加学习，以满足人们对文凭与学历的要求。

（４）经济较发达的侗族中心区将出现社会力量办学，即民办完小和民办中学。

（５）一些生产组织自办或民办不完全小学将改为民办公助，并纳入村办完全小学之中，或另设分校、分班，以便统一领导和提高教学质量。

（６）侗文夜校和侗文全日制年级，在一些交通与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地区将依旧受人们青睐；而在汉文化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将逐步受到冷落。

（７）适龄儿童入学率与在校巩固率将徘徊在９３％至９６％的水平上，短期内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因为侗族地区基本上都属于欠发达地区，近期内还难以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加上天灾人祸时有发生，一些有心让子女读书的家长，因家庭具体困难而难以让其子女入学或继续读书。

（８）当前，全国上上下下全力推行“希望工程”，一些“边、少、贫”地区的文化教育将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与发展，但其速度不可能很快。

（四）侗乡教育撷英

侗族至今已有自己的将军、教授、工程师、作家、诗人、书画家、作曲家、舞蹈家、歌唱家等等，这些侗民族的优秀儿女，都是从学校培养出来的，而学校的主人是教师，是那些辛辛苦苦、默默耕耘，甘作人梯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假如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我们这个民族将永远在黑暗中摸索，在愚昧中爬行。所以说，教师，包括热心并献身于教育事业的侗家儿女，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真正的脊梁和真正的英模。因笔者见识所限，仅举其中的几例。

１、启迪民智的吴堂应

吴堂应，侗名ＤＡＮＧＥＮＶ，贵州省黎平县岩洞乡竹坪村人，生于清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卒于清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享年８２岁。

少年时代的吴堂应家境清贫，因父母勤劳，兄弟姐妹配合精耕细作，成年后其劳动所得除自给外还略有节馀。吴堂印自幼学文习武，苦读诗书，只因不遇高师，未能及第。他为人正直，大公无私，多次给地方调解纠纷，均获各方满意，终被公推为小款首。

有一年，竹坪寨与毗邻村寨为一片杉山发生纠纷，各自据理力争，互不相让。后由吴堂应出面调解。他身为竹坪寨的成员，却不搞本位主义。他是款首，却不以势压人，而是出以公心，以局外人的身份，深入普通群众家了解实况，弄清眉目，然后邀约两寨代表登山察看。由于这片有争议的杉山双方均无文约，纯属祖传产业，甲说属于甲，乙说属于乙，几次险些大动干戈。吴堂应以“仁无敌，德有邻”的道理开通双方，恳请双方互敬互让。经过他反复开导，使长期争执得以解决。事后，两寨各以元宝一个（共重５公斤）酬谢堂应。但他并不装入私囊，他将此银全部献出，为竹坪村建起了一幢五间双层乡学。他又将建校结余的银两，作雇请私塾先生的费用，以减轻入学子弟及家长的负担。学校虽已建起，办了几年，却没有一名学生考取秀才。吴堂应反复琢磨，悟出了一个真理：要想有秀才的学生，首先需有秀才的先生。于是，他于１８０９年，亲自到潭清（今潭溪）去请杨映云先生来执教，并给杨先生以“工薪从优，膳食从裕”的特殊待遇。杨先生对此心领神会，尽心尽力，并用“以破天荒”四个大字为题为该校题写碑记。如今碑已被毁，而碑文尚存，文曰：“地名曰竹，继之以平。夫竹得平，必挺然疏茂，文秀蔚起。居此者，亦应为斯也。已巳年余舌耕于此，见人民殷富，子弟明敏，爰将向来询诸父老，每以鲜识诗书为辞，因谓之曰：乡学未立，专业无所，竹尤未得其平，故无裴然之盛，如竹箭之有筠也。父老然之。是岁季冬，鸠工集木于寨之北，建树房屋数栋。傍山而居，义取诸静；离寨独处，业取诸专。又有小溪旋绕左右，足以洗濯心胸，洵读书之佳境也。今而后，俾弟子皆造焉。肄业有所，竹果得平，猗猗之美，未必不以此举卜之地。居此馆者，共勉乎哉。”由于吴堂应的提倡和杨先生的辛勤耕耘，加上学生们“居此馆者共勉”，因而学业大有长进。从１８０９年至１９１１年的９２年中，这所学馆共培养出吴体龙、吴学英、吴荣汉、吴显勇、吴扬吉、吴践修、吴槐等７位秀才。近、现、当代，竹坪寨的教育发展程度也一直领先于邻近的各个侗族村寨。

２、办学不收课金的姚复旦

姚复旦，字晓亭，生于清道光甲四年（１８２４），卒于民国六年（１９１７），享年９３岁。

姚复旦祖籍湖南省沅陵县上三都人，后入鄂西宣恩会口居住，即今宣恩县姚家湾。复旦因天性聪颖，于五岁入本地符家学馆就读。八九岁便能吟诗作对。符老先生见其天资良好，猜其将来必成大器，便劝复旦之父姚华龙送复旦远求高师。不久，姚华龙即怀揣符老先生亲笔荐书，送儿子到廖家坪，投田涛斋老先生门下为子弟。复旦如鱼逢春水，更加勤学苦读。五年之内，即相继考中秀才、监士、廪生。年登十九，便考取府贡榜首。获拨贡后便载誉返回梓里执教。开始在向家借馆讲学。后见学金昂贵，学子难交，于是他准备转入本地龙头堡开馆讲学。他首先写下安民告示四处张贴，告曰：“凡来馆求学者，不分贫富，均不交纳课金，待学业成就后，再收谢礼”等等。这样，远近数十里的贫富子弟，纷纷负笈前来，投奔姚老先生求学。

由于姚复旦胸怀远大，教育有方，加上学子学习勤奋，经过四十年的苦心培养，终于“桃李遍天下”。他的学生中考取贡生者就有１０人之多，至于秀才就更多了。

各位父老为了感谢姚老先生在教育生涯中所作的突出贡献，曾赠他七言古诗一首，诗云：

贡水河边赞晓亭，

满腹文才成经纶。

呕心沥血昭日月，

功垂竹帛照汗青。

除教育外，姚复旦还著有许多医药方面的书籍，如《医学萃经》等。此外还留下了一些诗词和散文。（见《侗族文学史》）

３、封官不就的田庆章

田庆章是贵州省黎平县尚重镇岑奋村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卒于１９５７年，终年８３岁。

田庆章幼年时代，家中自给有馀，使他这个生性好学的孩子有安乐的学习环境。他最初就读于本村私塾时，视读两遍，便能掩本背诵如流。他除了在学堂通读“四书”《幼学琼林》之外，又自学了许多经史诗文，十六岁便能创作诗、词、歌、赋，十八岁便到邻近村寨当私塾先生。

田先生为了提高边远山区侗族子弟的文化水平，毅然放弃条件优厚的家庭生活，孑然一人到离家数十里的村寨去从教，过着亲手弄饭菜方得食的单身生活。他教学认真，每天忙碌十多小时，虽苦在其表，但乐在其中。

他先后从教２９年，“藏珠待价”，企望诸学子成才。由于他为人耐心，兼教学有方，远近各地父老对他顶礼膜拜，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这些事不翼而飞，传到了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耳边。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黎平县政府先后两次委任他当尚重区区长和县参议员。他看穿了官场的相互倾扎和鱼肉百姓的腐败作风，不愿与之为伍，再加上他从心底乐于育人，便一一婉言谢绝，并作七律一首自勉，诗曰：

不慕州衙与县衙，

一心只理旧生涯。

一枝笔耒能敷口，

半亩书田可养家。

避世避言兼避地，

观诗观赋胜观花。

闲时倦倚珊瑚枕，

笑抚瑶琴对月斜。

田庆章从教２９年，足迹遍及高西（今贵州省黎平县西北部及榕江县东北部广大侗族和苗族地区），经他教育培养的侗、苗子弟无以计数，真可谓“桃李遍天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的已经成为新中国县区级领导干部，有的已成为教育战线骨干教师或学校领导。田老先生为发展侗乡教育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４、勉子从教的杨东瀛

杨东瀛，名瑞仙，侗族，湖南省新晃县碧浪乡比足村人，清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生，１９６０年病故。

民国七年（１９１８），二十三岁的杨东瀛受聘到本乡稳溪竹团村去教私塾。除有两年代其表兄从政外，毕生都从事教育。

杨东瀛自幼勤好学，且爱好诗词，常用诗词记录他的心迹。学生时代，他就写“男儿四海可为家，有志求成功要加。朝夕于斯勤苦读，莫将心思乱如麻”，用以自勉。从事私塾教学后，他又写道：“课史传经心血焦，圣贤事业勉吾操。一勤天下无难事，何惮门墙万仞高。”

私塾教学条件差，待遇也低，生活极其清苦，除日保三餐粗茶淡饭之外，所剩无几。他在一首《尝新日戏题》的诗中写道：“到处尝新我亦尝，一盘茄菜拌葱汤。平生未具班生相，万里封侯食豕羊。”在《癸未冬假感吟》中他又写道：“舌耕黔地又终年，植桃培李苦万千。些少束■都用尽，囊中未剩半文钱。”

私塾教育者工作无保障，不像公办学校教师那样可以连续执教，而往往是今年在这个村教，明年还要等人上门来聘请。杨东瀛在《冬假感怀赠别诸生》中写道：“年去年来来去忙，年年作客恨途长。今朝又唱阳关曲，未识明年在何方。”

虽然私塾教育者任重薪薄，但杨东瀛教书育人矢志不渝。他不但自己终身从教，而且希望儿子也能继承父业。他在《壬午年冬在坌溪校内夜课勉二子》中写道：“课罢殷殷自五更，寒风刺骨不辞辛。也思父业儿能继，赢得人间济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