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镇远古城已有几十个春秋。每当清晨推开窗户，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矗立的高墙。出门上街，抬头看见的还是同样矗立的高墙。几十年穿行在高墙丛中，游弋在高墙底下，与这些伟岸而沉默的庞然大物面见 面见 相视，朝夕相处，久而久之便不知不觉地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愫，近乎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
　   这些高墙为何让我动情和依恋？它们绝非现代楼宇那千窗百孔、直插云霄的华丽墙体，也不是钢筋混凝土或水泥沙石建造的简陋围墙，而古时留下的一道道高大坚实、形状奇特的骑马式风火墙。它像一座座无言的竖碑，记载和见证着镇远从古至今的沧桑岁月和历史进程。
　   风火墙以碎石铺底，基糟深固。出地表数米的墙脚用方形细钻青石料安砌，在平整的墙脚石基上建筑立面高墙主体。墙体材料为本地优质粘泥经民间土窑烧制而成的泥砖。砖呈瓦灰色，长方形，尺寸一致，厚薄均匀，两面光洁，柔韧相同。有的砖面上阴刻有墙主姓氏，数百年后的今日仍清晰可见。砌墙技艺高超，方砖立砌，构成盒状，外实内空，互为依托，工整美观，形如连环。用糯米石灰搅拌成浆勾缝粘连，溶为一体，牢固坚实。民间俗称此墙为盒子墙。盒子墙最低10米，最高达30米。高墙顶部砌弧线马鞍形多层小青瓦徽檐。墙头翘角凌空欲飞，墙檐下和端口处彩绘山水田园、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等装饰图案。昂首仰望，高墙结构新颖，造型奇巧，雄浑古朴，蔚为壮观。因高墙酷似马鞍，如天然屏障，能挡风防火，故古建学称之为风火墙或骑马式风火墙。
　   镇远城里碧波荡漾的潕阳河穿流而过，北岸府城和南岸卫城隔河相望，对峙辉映。听几位耄耋老人说：解放前镇远府卫两城的每条街巷全是排列整齐、高大密集的风火墙，数量至少有七、八百道。经过建国后半个多世纪的旧城改造，反复拆建，盲目整容，一批又一批风火墙在一阵阵随意和狂热的城建风潮中纷纷倒下，化作滚滚尘烟永远消失。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吹散了昔日的阴霾，拯救了遗存下来的最后一批风火墙。如今，尚有两百多道风火墙依然屹立在北岸府城石屏山南麓居高临下的那片古城重点保护区内，尽情展示它们独具神韵、气势恢宏的雄姿风采。
　   我所讲述的风火墙并非孤立无助，独挡风雨。其实，道道风火墙都与房屋建筑相依为伴，命运关联。在石屏山下，它们用挺拔的身躯组成若干方形或梯形四合大院，院内拥有供人聚会朝拜的寺庙馆祠和居住生息的私宅府第。它们同一个个雅致精美的石库门楼，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石板巷道，自然和谐、相得益彰地融合在一起，构建一座别具一格、神秘莫测、内涵深邃的堡式传统建筑的迷宫。在舞阳河畔，它们列队林立，和千家万户的民宅店铺紧扣链接，形成一条两侧屋宇错落有致、中间地面青石生辉的长廊式步行古街。毋庸置疑，这由风火墙串连构筑起来的古堡式迷宫和长廊式古街，在黔中大地是独一无二的，在神州大地也是罕见的。毫不夸张地说，风火墙就像坚不可摧的道道脊梁，撑起了这座湘黔要塞、滇楚锁钥上的千年古城。
　  有关风火墙的史源，可追溯到南宋时期。当时朝廷为扩大疆域，征剿蛮夷，派遣大批军队将士沿潕阳河出湘入黔，攻占咽喉重镇镇远，杀戮敢于反抗的苗民，驱逐在城中吊脚木楼里居住的土著人，长期戍边屯兵于此。这些从内地涌入的汉人在进行戡乱和占领的同时，带来了江南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其中以风火墙为标致的闽浙赣皖山地四合院建筑和以本地苗侗吊脚楼为特征，与风火墙融为一体的河岸宅居建筑相继拔地而起，开启了镇远土木建筑史上的先河，创造了我国东西建筑文化完美组合的奇迹。嗣后元明清几朝的数百年间，随着镇远城陆续扩建和改造，上千道风火墙与宅院、寺庙、馆祠、街巷、码头、桥梁等建筑巧妙结合，构建了一座繁盛一时的“西南大都会”，成为闪烁在贵州高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在我的眼里，风火墙是有灵性的。在流逝的悠悠岁月中，它曾用宽厚的胸膛为千家万户挡风御寒；用有力的手臂扑灭过无数次疯狂肆虐的火灾；用钢铁般的身躯抵御过兵匪枪炮的袭击……直至今日，它就像一尊威武不屈的守护神，年复一年、恪尽职守地捍卫着镇远这座秀丽古城的独特风貌和无穷魅力。
　 历尽风雨磨难幸存下来的风火墙在镇远城里已经不多了。近二十年的社会变革使这里的人们终于明白：风火墙是智慧的结晶，希冀的瑰宝，珍贵的遗产；是最有研究、观赏价值的古建文物和旅游资源。于是，守望风火墙，呵护这份文化遗产，便成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镇远人永久肩负的历史责任。但愿风火墙古韵长存，雄风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