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被重视，被记录和翻译的过程，与各时期特殊的社会思想、学术主张有很大的关系。苗族民间文学自被记录、翻译以来所形成的简史，是我们观察这些文化活动的背景的一面镜子。本文只涉及歌谣，因为故事传说的收集基本上还没有“记录”“翻译”可言，不论外民族或本民族收集者，大多是在听了讲述，回来再根据回忆进行“创作”的，尤其是本民族的收集者，许多情况下是把这些故事传说“腹译”成汉语的。同时，对待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语言的态度，也反映了许多思想观念。

         苗族歌谣的记录翻译工作，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是始于1896年前后。本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克（Samuel R Clarke）在贵州省贵阳市主持传教工作，想在非汉族地区打开新的局面，于是与在贵阳的黔东南黄平籍苗族人潘秀山学习苗语，并用拉丁字母设计黔东苗语拼音文字，为翻译和宣讲圣经方便。同时克拉克和潘秀山合作，还记录了许多苗族民间故事，以及古歌中的《洪水滔天》和《兄妹结婚》（Deluge）以及《开天辟地》（Creation）中的一些篇章[i]。从克拉克使用的英语标注来看，歌谣中的内容与圣经中“诺亚方舟”神话的相似可能是他注意的主要原因。洪水神话在世界的广泛存在和流传，是在广泛被记录之后才形成的局面，而在还没有被注意之前，远在圣经产生和传播的地区发现了相似的内容，确实引起人们的特别和高度注意。也许，克拉克先生认为，苗族地区流传的洪水神话，如果把它们与圣经中的诺亚方舟结合起来，在传教的时候无疑是更容易引起苗族教徒的共鸣和接受的。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从事人类学的学者亲赴湘西、黔西北、黔东南、广西等地的苗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其间，他们从各自的学术兴趣和主张出发，记录翻译了苗族的一些故事和歌谣，内容主要涉及婚姻、巫术宗教方面。在“五四”运动前后北大歌谣征集和研究活动的思想，对这些人肯定是有影响的。当时认为记录歌谣的目的主要有两个：“学术”和“文艺”，所谓“学术”看来主要指歌谣的民俗学价值。这一点对当时（尤其是后来）的学者在记录非汉民族的歌谣的时候，所看中的主要价值。《歌谣周刊》停刊之后，有《研究所国门学周刊》代替，它包括的内容就是歌谣、方言、风俗等。1928年广州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在人才和精神上是北大歌谣运动的继承。《民俗周刊》不时出现有关少数民族风俗的文章，尤其是到30年代之后专门刊登了黎族和瑶族两个专号。

         1933年春夏间，芮逸夫、凌纯声受中央研究院的派遣，深入湘西苗族地区，历时三个月，在当地驻军、政府、苗族人的协助下，对湘西苗族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调查。《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是这一调查的成果[ii]。凌纯声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人类学系，师从法国人类学派的鼻祖之一M.莫斯，而芮逸夫曾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和耶鲁大学的人类学系学习。一般认为凌纯声后来在中国的调查和研究未完全应用法国人类学派的理论，但是他们的调查大多强调所调查民族的“精神生活”。如《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关于经济生活部分不到40页，而关于婚丧、巫术宗教、神话传说、歌谣和语言、加上理事、地理方面的内容则有328页，占到全书的3/4。

         书中记录翻译了44首歌谣，并分为四类：1）关于婚嫁、宗教的仪式歌：《请媒求媳歌》（2首）、《迎亲歌》（1首）、《送亲歌》（10首）、《陪唱歌》（5首）、《三朝散客歌》（4首）、《请客无菜歌》（1首）、《作客歌》（1首）、《贺生子歌》（3首）、《贺造屋歌》（1首）、《吃牛歌》（1首）、《接龙歌》（2首）；2）关于打花鼓、打秋等的游戏：《打花鼓歌》（3首）、《打秋歌》（3首）；3）关于男女相思的情歌：《心想妇人歌》（2首）、《途遇妇人歌》（1首）、《妇人避嫌歌》（1首）；4）关于苗乡匪乱歌：《闹土匪》（1首）。

         所有这些歌谣都有国际音标记录原语，以及注释和汉语翻译。

         石启贵当时陪同凌纯生和芮逸夫等在湘西进行调查，事后由凌和芮的推荐，被中央研究院委聘为“补充调查员”，他又进行补充调查，历时数年，丰富了调查结果。经他精心翻译整理，于1940年编写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以此为基础，1951年又写了《湘西兄弟民族介绍》，这两部书稿后来经整理合并以《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书中收集、翻译了大量的内容广泛的苗族歌谣，这与他本人是苗族、谙熟当地情况有很大关系。这些歌谣大多是对《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补充，有些歌谣的标题相同但是内容不同。如《接亲嫁女歌》、《椎牛祭典歌》、《酒歌》、《秋千歌》、《情歌》、《字谜歌》、《通俗山歌》、《故事歌》、《傩歌》、《苗俗歌词》、《妇孺童谣》等。石启贵的书中用汉字记音方式记录这些歌谣，并附汉语翻译。

         1939年，阮镜清赴广西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地区进行调查，也记录翻译了一些苗族歌谣，其中主要是情歌，也是用汉字记音方式记录并翻译[iii]。这些歌谣是他《广西融县苗人的文化》一文中的内容之一。

         本世纪40年代前后，上海大夏大学迁到贵阳，该校的社会学系的陈国钧等人对贵州境内的许多民族的社会文化进行调查研究 。其间，陈国钧在贵州下江记录翻译了三则苗族的“人祖”神话，其中第三则为歌谣形式，并且用国际音标记录之后翻译的[iv]，译文保留黔东苗语歌谣的五言句式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硬的译语，也足见有原语的记录过程。陈国钧教授当时调查的范围较为广泛，他的兴趣在于“社会文化”。在这篇论文中，他注意的是这些神话传说在内容上的世界性、各民族都是“同胞”的观念以及洪水神话中兄妹结婚结果的反思等。

         1904年柏格理（Samuel Pollard）到贵州西北部威宁开始传教，为当地苗语设计文字以翻译经书。随着宗教事业的发展，教会学校的开办，原来每年端午节传统集会，由在山坡对唱传统歌谣演变为现代文体活动和体育比赛，传统信仰中的杀猪祭祖被取缔，传统中未婚年青男女坐花房吹芦笙、唱情歌谈情说爱的习俗趋于消失。到1932年前后，在威宁地区，教会内外的人们普遍感到基督教的传播对苗族传统文化的冲击，如果不及时对苗族传统歌谣记录下来，基督教传来之前的文化将有失传的危险，于是开始用柏格理苗文记录苗族的传统歌谣，尤其是反映苗族历史的部分。促使当时记录苗族历史歌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抗日战争爆发，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情绪，威宁地区的苗族知识分子普遍感到要让更多的苗族人关心国家命运，必须从了解苗族自己的历史开始，而苗族的历史在苗族的歌谣中有所反映。这些记录下来的歌谣当时主要是用苗文刻写油印散发，标志着柏格理文字从使用于宗教到使用于世俗和文学的开始。杨汉先在40年代初的一些涉及苗族历史、歌谣的论文，其中使用的材料似乎就是当时记录的东西，或者是杨受到其他人的启发自己记录的[v]。这些材料在50年代基本上被翻译为汉语发表，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有关苗族的歌谣中，来自滇东北苗族地区较多的主要原因。

         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对苗族歌谣的记录翻译工作有几条线在进行。一条是滇东北苗语区的苗族知识分子把以前记录的歌谣翻译为汉语，一条是其他地区的苗族知识分子和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在各地的记录和翻译，主要的一条是一些省区的文联为了编写民间文学史而有计划地记录和翻译，这一点在贵州比较突出，因为当时宣传部要贵州负责苗族文学史的编写。那时对苗族歌谣的记录和翻译主要成就如下：

         滇东北苗语区：

         爱情叙事诗：《红昭和饶觉席那》（《边疆文艺》1956/9；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勒加》（《边疆文艺》1956/11）、《你嫁给了别人》（《云南民族文学资料》第二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雅雅》（《边疆文艺》1957/5-6）、《昭榜敛和高帕施》（《民间文学》1964/3）、《么卯都和榜鸟娥榜翠》（《民间文学》1964/4）、《娥扎和石觉诗那》（《民间文学》1965/2）。

         古歌：《洪水滔天歌》（《民间文学》1960/10）《造天地万物歌》（《民间文学》1961/6）、《高杜占地奥和烈底昂采少》（《民间文学》1961/9）、《杨亚射日月歌》（《民间文学》1961/6）。《原卯老人备牛草》、《原师居子老老人种庄稼》（《资料》^([1] 第24集，1959）。《资料》第29集（1961）收有《爷利涛祭祀歌》、《格鸟列擦、格鸟列邦歌》、《波朗爷赞》、《测天地歌》、《候鸟歌》、《渔猎生活歌》、《打猎歌》、《黎由则老、爷觉黎望》、《尼波榜列和召伯芒世列歌》、《太阳姑娘和月亮郎》、《召觉理优》、《一光姑娘和老婆婆》、《仙女》、《娥扎和召觉诗那》（3份）、《么卯都和格鸟娥展》、《召地》、《爷兹力当和尼波尼当》（2份）、《尼波党尼苦歌》、《猴子和蚱蜢》、《自弗老》、《自弗老和老变婆》、《放昭通海子歌》、《哲巴召觉世度赶马歌》、《都伯都世涛打猎歌》、《吕少》、《连固》、《当夫役之歌》、《诗推老人折磨老百姓之歌》、《逃荒躲难歌》。

         情歌和婚姻爱情叙事诗：《资料》第12集（1959）收有：《初会歌》、《怀念歌》（2份）、《定情歌》、《敖车敖宰情歌》（3份）、《孤儿之歌》、《唱青春》、《太阳娘娘和月亮郎》、《逃婚歌》，《资料》第29集（1961）收有《逃婚歌》、《离婚歌》、《包办婚姻的害处》、《走客歌》。《牵心的歌绳》（云南民族出版社，1984）。

         仪式歌：《资料》第29集（1961）收有《开亲歌》、《剃发歌》。

         贵州西北部织金、普定、大方、毕节：

         有“古歌”：《谷夫补天》、《扇天扇地》、《创造天地万物》、《盘古》、《盘古王》、《算甲子和狗取粮种》、《玉皇玉帝》、《是谁制乌云》、《洪水滔天》（2份）、《什么时候洪水滔天》、《混沌天地》、《固杨》、《祖先落脚的地方》、《杨鲁话》、《创立花厂》、《日女月郎》（3份）；“情歌”：《向月情歌》（2份），《综基情歌》（3份），收集在《资料》第12集（1959）。这个地区的苗语方言次方言较为复杂，估计大多数是在苗语川黔滇方言第二土语区收集的。

         川黔滇方言区：

         《金笛》（又名“扎董丕冉与蒙诗采奏”、“盖绕和玛柔”、“老虎霸妻”。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黔东南地区：

         情歌：《马郎歌》（《说说唱唱》1953/12）、《贵州游方歌》（《民间文学集刊》，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我等你在凉风坳》（《山花》1962/11）、“黔东南苗族情歌”以“见面歌”（8套）、“青春歌”（7套）、“赞美歌”（3套）、“相恋”（44套）、“求爱歌”（24套）、“成婚歌”（11套）、“逃婚歌”（6套）、“单身歌”（24套）、“离婚歌”（6套）、“分别歌”（10套）。

         婚姻歌：《姊妹歌》（《民间文学》1956/7）、《逃婚歌》（《民间文学》1960/10）、《逃婚歌》（《山花》1962/5）、《出嫁歌》（《民间文学》1964/3）、流传在黄平一带的《九宜和阿金》、《九你和九金》、《喜尼和喜金》（《资料》第7集“苗族分支开亲歌”，1959）。《资料》第17集（1959）以“苗族婚姻歌”为题收录有《开亲歌》（3份）、《选好日子开亲歌》、《大客歌》、《接客歌》、《送亲歌》、《打扮歌》、《出嫁歌》、《回门歌》、《吃姊妹饭歌》（2份）、《姊妹歌》（7份）、《身世歌》、《逃婚歌》、《闹婚歌》、《染衣给姑娘出客》、《分支开亲》。

         爱情叙事诗：《阿燕与刚略》（《资料》第1集，1957；第5集[1959]收有余礼、潘光华和许士仁、潘光华的另外两个版本）、《资料》第5集收有如下叙事诗：《蓓曼》、《曼朵和曼笃》、《多往颂和哥想共》、《珍福和多尤》、《妣那东》（2份）、《青蛙后生和三妹》、《东九南和露妹》、《云哥和露妹》（余礼、潘光华）、《夏游漾》（唐春芳）、《逃婚歌》（潘光华）、《榜香尤》（15首）、《仰阿莎》（发表在《资料》第一集的有3份，其中两份分别为唐春芳、伍略阿养悠记录翻译，另外一份由11份材料综合而成，其中刘文祥译的8份，唐春芳译的1份，姜仁辉译的2份。发表在《山花》1958/2的由唐春芳等翻译整理）。《阿娇与金丹》（发表在《资料》第一集的3份，分别由唐春芳、伍略阿养悠和刘文祥翻译，桂舟人整理。发表在《民间文学》1960/1署名为“贵州省文联民间文学工作组”）。

         古歌：《蝴蝶歌》（《民间文学》1955/8）、《金银歌》（《民间文学》1956/8）、《苗族古歌》（《资料》第4集，收有“开天辟地”、“运金运银”、“铸撑天柱”、“造日月”、“找树子种子”、“犁东耙西”、“种树”、“砍枫木树”、“妹榜妹留”、“十二个蛋”、“洪水涛天”、“兄妹开亲”、“爬山涉水”13首。《开天辟地》（《民间文学》1962/1）、《跋山涉水》（《民间文学》1960/12）]《洪水滔天》（《资料》第12集）。《雨水歌》（《资料》第23集，1959）。

         理歌理词：《资料》第6集[1959]收有以对仗形式唱述的《说古理词》、《说古词》、《开天辟地》（3份）、《山坡山岭》、《铸日月歌》、《造日月歌》。《资料》（第14集，1959）收录有“理歌”6首：《追理溯道》（2份）、《道理歌》（2份）、《太阳和月亮打官司》、《评理歌》，“理词”9首：《议榔词》（2份）、《议榔典故》、《烧汤理词》、《离婚理词》、《婚姻纠纷理词》、《刻竹筒词》、《找舅爹的理词》、《争山林的理词》。《资料》第23集（1959）收有《古理古道》、

         苦歌和起义歌：“苦歌”10首、“反歌”中“反抗封建王朝统治的歌”（7首：《往月载》、《久播郁纠样》、《电丢依》、《久书》、《告刚》、《官兵一来就安屯》、《七一打官兵》）、“反映清咸同年间苗民起义的反歌”（10首：《二世再转来》、《总有一天我们要回来》、《各省轰动完》、《官家享太平》、《官家气的歪了脸》、《上了敌人的当》、《秀眉、大陆死了真痛心》、《官兵真毒辣》、《整个地方干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歌”（15首）、《逃荒歌》（2首）、“歌唱红军”（7首），见《资料》第14集，1959）。《苗族英雄张秀密史诗故事》（《资料》第2集（1957）记录翻译有40首长短不一的歌谣）、《张秀眉颂》（《贵州民歌散辑》，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资料》第27集（1960）“张秀密起义史料、传说、歌谣”收有《张秀密之歌》、《秀密自述歌》、《商量起事歌》、《先破台江城》、《达赖官家把他欺》。《反歌》、《张秀眉》、《苗族人民反封建反压迫的决心》（《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理事歌谣选》，中华书局，1962）、《苦役歌》（《山花》1962/11）。

         酒歌：《苗族酒歌》（《山花》1957/7）、《资料》第23集（1959）收有47套/首“酒歌”，以及《酒礼话》、《祝贺婴孩酒歌》、《走客歌》、《请客歌》、《我家没有好的酒菜招待你们》、《感谢歌》等。《资料》第17集（1959）受有一首《酒歌》。《苗族酒歌》（《山花》1962/3）、《酒歌》（《民间文学》1962/5）。

         祝词：《资料》第23集（1959）收有《祝词》（4组）、《结婚的祝词》、《结婚时的吉利话》（2组）、《祝颂老人》。

         巫词：这部分材料只在全国人大民委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贵州台江县调查的《贵州省台江苗族的宗教迷信》（1958）中出现，作为祭祀某些鬼神的时候要念诵的确祭词记录和翻译下来。雷山的歌手唐德海掌握很多歌谣，肯定有一定的巫词^([2]，但是他没有向记录人提供，或者记录者没有这样的要求，也都足见当时的指导思想。

         仪式歌：《牯脏歌》（2首）、《芦笙木鼓歌》，《开路歌》（2首）、《老人歌》、《孝歌》（《资料》第23集[1959]）。

         季节与劳动歌：《资料》第24集（1959）收有《春季歌》（2首）、《迎春曲》、《二月歌》、《冬季歌》（3首）、《冬季春季歌》、《一年有四季》、《鸟虫回东》、《千虫百鸟回来了》、《活路歌》（3首）、《种稻歌》、《长田大塘》、《小客歌》（2首）、《撵旱歌》（2首）、《擒旱歌》、《节气歌》、《年歌》（2首）、《过年歌》（3首）、《年节歌》。《资料》第25集（1959）收有《酒药歌》（5首）、《酒曲歌》（2首）、《造酒歌》（3首）、《酿酒歌》、《酒歌》（2首）、《瓷器歌》（2首）、《榜香你交》、《造纸歌》（2首）、《找书找纸歌》、《造船歌》、《桌凳歌》、《染布缝衣歌》、《鱼的来源歌》、《捕鱼歌》、《找鱼歌》。《下干且》（《山花》1957/6）、《季节歌》（《民间文学》1960/10）。

         说唱“嘎百福歌”：《苗族嘎福歌》（《资料》第3集收有58首，1957）、《嘎百福歌》（《山花》1962/5-6）。《资料》第23集（1959）收有30首。

         儿歌：《资料》第23集（1959）收有52首。

         新民歌：《资料》第26集（1959）收有13组新民歌，其中“翻身歌、诉苦歌”（29首，如《解放前后对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穷人翻了身》等）、“清匪反霸歌”（23首，如《捉匪象网鱼》等）、“颂歌”（145首，如《共产党来到苗家地方》、《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到处亮堂堂》等）、“歌唱互助合作”（10首）、“参军歌”（24首，如《欢送情歌去参军》、《国民党时乱拉兵》、《解放台湾》等）、“歌唱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98首）、“生产歌”（52首）、“兴修水利的歌”（18首）、“植树造林歌”（17首）、“除四害，讲卫生”（15首）、“修公路”（6首）、“歌唱自由婚姻”（13首）、“其他（包括增产节约、扫盲等）”（21首，如《歌唱自治州》、《农村有了广播器》等）。

         黔中地区：《跳厂的来历》（《民间文学》1957/10）、《根古的郎》（《民间文学》1957/10）、《祖德勒》（贵州人民出版社，1957）、《格罗格桑之歌》（2份。《资料》第12集，1959）。

         广西融水地区：《哈迈》（《漓江》1957/7-8）、《染常》（《民间文学》1957/10）、《哈梅》（《民间文学》1964/5。与《哈迈》为同一首的不同“版本”）。

         湘西地区：“湘西苗族情歌”450首（《资料》第8集。1959）、《开天辟地》（《资料》第12集，1959）。《资料》第29集（1961）收有《大客歌》、《结婚理词》（2份）、《纠纷理词》、《吃牛》（巫词）。

         由于从50年代开始，对民间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地位的认识有所改变和提高，加之当时少数民族作家还未成长，这些民族的民间文学成为一个民族文学的主体。记录和翻译它们，成为体现中国各民族拥有丰富、灿烂的文学宝库、文化遗产的行为。如何其芳所说的“有计划地在全国搜集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加以整理译为汉文，并且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这些工作的直接意义首先是丰富了我们祖国的文学宝库，很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对创作来说，可以继承、学习、借鉴的本国文学遗产大为增加了，而且许多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还可以作为再创作的题材。......我们进行的工作不但对文学和学术有贡献，而且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把少数民族的杰出的和优秀的作品都搜集整理出来，加以正确的评价，这必然将更大地加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从国内歌民族之间的关系来说，这同时又可以有力地增进相互的了解、尊重和团结，文学艺术是最能增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的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的。”[vi]在苗族民间歌谣的记录和翻译中，在一些省区文化、宣传部门的组织下，尤其是有了苗族知识分子的参加，使得记录和翻译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空前的提高，尽管这些工作不可避免带有当时对民间文学的认识而过于强调或忽视其中某些东西，如强调“政治思想”和“文学性”以及“教育功能”，而忽视其文化性等等。这种指导思想使人们在记录哪些、翻译哪些和如何翻译，尤其是杂志、出版社出版哪些，都有所取舍。强调其“文学性”而进行的整理，往往把民间文学的不同民间“版本”揉杂在一起。在“忠实原文”方面，故事传说、神话做得最差，而在歌谣方面，没有原文保存下来，也得打许多折扣。只注意其教育功能，尤其只是注重译成汉语文发表，认为广泛地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这才是重要的，而没有原文原始记录的刊布，是忽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最大罪过，因为一种观念用任何语言文字表达大体可以，因此却忽视如何某种语言如何表达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艺术的价值所在。没有原文而只有汉语译文的这些作品，某些程度上已经变成“汉语文学”而不再是少数民族的，而汉族又不承认这些作品。

         尽管50年代到60年代初对苗族民间歌谣的记录和翻译，象当时国内所有其他民族的歌谣的记录和翻译一样有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但毕竟还是取得了许多成绩。有关起义、婚姻爱情、历史（包括神话）、新民歌等方面的歌谣收集特别得到注意，而在苗族民间歌谣中突出的门类也都得到收集（如嘎百福歌、生产劳动歌、理词等），给人一种“收集殆尽”的感觉。这一点从80年代进行的补充调查、记录、翻译来看，遗漏的已经不太多。

         80年代以来对苗族的民间歌谣的记录和翻译，主要成就是保留原文，并用苗汉对照形式翻译。1982年编《资料》第48集的时候，编者的话代表了当时民间文学届对50年代和60年大的做法的反思和对这一工作的想法：“很久以来，我们深切感到有编印科学版本民间文学资料集的必要。大家知道，忠实是民间文学的生命。不忠实的材料，非但无益，且极有害。......民间文学资料是我们这个‘建筑行业’的砖瓦，最基础的东西。它必须货真价实，必须绝对忠实。......（因为）不少的资料没有原文，译文是否忠实，鬼才知道。有的人分明在画鬼，炮制了不少的鬼画，由于没有原文，只有他们方寸之中的孤本，谁也奈何不得的。”自此，《资料》中凡涉及歌谣的所有贵州少数民族的材料都有原文和汉语对照。这种做法是“拨乱反正”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对科学研究的精神追求，而且是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尊重。 1982年夏天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贵州分会在黔东南举办苗族文学讲习会，除了向学员讲民间文学的一些问题之外，还教授了苗文 ^([3]。学员在实习的时候，许多歌谣作品都有苗文原文。

         苗汉对照的民间歌谣刊布这一工作首先在收集于黔东南的“指路歌”《焚巾曲》（《资料》第48集，1982）中试验，这个版本成为这一个工作的第一辑。1982年的讲习会之后出版的《资料》第52集中的《出嫁歌》（2份）、《寻亲歌》、《走亲访友歌》、《姊妹歌》、《丧葬歌》、《起义歌》、《谷种念词》、《年歌》、《赞年歌》、《祝福歌》、《反乱歌》、《王古烈之歌》、《造反歌》、《够岛复仇歌》有苗汉对照。《资料》第53集（1982）也是讲习会的成果，收有苗汉对照的“游方歌”5组（开春歌、层次歌、杂歌、迭句歌、飞翔歌），“叙事歌”7首（《仰欧瑟》、《裴曼》、《季节情歌》、《门闾歌》、《赞妹歌》、《恋叶歌》、《比赛歌》），儿歌7首。接下来是《资料》第61集（1983）收录的《祭鼓词》、《指路》、《西江起义歌》。《资料》第62集（1984）是长诗《仰阿莎》，它是民间歌手王安江学习了苗文之后按照长诗在实际演唱中的形式记录下来的，由燕宝翻译。《资料》第66集收有苗汉对照的“苗族婚、礼习俗歌”《遇亲》、《逼嫁》、《刻木》（2份）、《接亲念词》、《兄妹歌》、《叙情歌》、《开春歌》。唐春芳记录翻译的古歌《开天辟地》（《资料》第71集）和《运金运银》（《资料》第72集，1985）。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印的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23集《开亲歌》（1985）也是苗汉对照（原来使用的是黄平一带的苗语记录，1991年作为古籍出版的时候改为书面语音，并作了一些增删）。黄平民委1988年把在当地记录下来的苗族理词、巫词和酒歌，以《苗族古歌古词》为题编印散发。《苗族古歌》（燕宝译注）的苗汉对照本也于1993年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同时，也出版了一些没有汉文对照的版本，如《苗族诗词选》（贵州民族出版社，1983）、《嘎百福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赞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等。

         苗族歌谣的苗汉对照版本在其他方言区，还有如湖南湘西的《古老话》（岳麓出版社，1983），之前也有一些汉文译本（《资料》第60集）发表。贵州织金的《苗族丧祭》（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清镇的《苗族十二主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祭魂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5）。

         80年代对苗族歌谣的记录和翻译，第二个特点是由于认识的改变，打破禁区，尤其是深入宗教领域的深度要比50和60年代要深，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顾忌，尽管在记录尤其是翻译出版的时候，还主要强调其在许多学科的研究价值。这些话不错，但是，在民间许多地区还有巫师成长，人们还相信巫术的力量，巫词在民间的流传和使用并不会因为没有去记录和翻译出版就不存在甚至失传。记录、翻译这些巫词，使得那些没有机会接触巫词的人们可以很好地了解苗族的精神世界。《资料》第59集（1983）中收录了在施秉记录的14首巫词，后来黄平民委组织记录翻译的则更加全面，又由于是苗汉文对照，其科学性更加有价值。《苗族丧祭》和《祭魂曲》也是这种认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