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运用生态学理念对侗族大歌赖以产生的环境、颤变与保护进行了实证的分析与研究。我们认为，侗族大歌的产生和传承与其自然的和人文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生态环境的变化诸如语言的改变、传承的断裂和传承载体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引发大歌的历史颤变和濒临失传的危险。据此，作者从用生态保护的理念、对大歌进课堂的再认识和定位、培养专业创作人员和大歌名人、构建大歌文化产业机构等方面，提出了对侗族大歌进行保护的思路与视角。
【关键词】 侗族大歌  传承与颤变  生态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

侗族大歌是侗族民间合唱多声部歌的统称，侗语称侗族大歌为“嘎老”【al laox】或“嘎玛【al mags】，“嘎”是歌的意思，“老”是大、众人和声音宏大的意思，它是一种参加演唱人数众多，来源十分久远的民间合唱音乐。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是侗族大歌的主要特点。就其旋律和演唱艺术而言，可以算是侗族歌谣艺术中最高级的品种之一，特别是歌的多声部曲调，为中外民间音乐所罕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欣赏价值，是中外民族民间音乐宝库中的珍品。而且，侗族大歌不仅仅是一种音乐艺术，它还是侗族社会结构、婚恋关系、文化传承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社会史、婚姻史、思想史、教育史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然而，近年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侗族大歌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正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侗族大歌正濒临消失的危险，如不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它必将像其它珍稀“物种”一样很快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因此，在我们看来，极需对侗族大歌及其生态环境进行切实的保护。

一、侗族大歌赖以产生的生态环境
侗族大歌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存在于以族系和地域为特征的自然生态和以侗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为载体的人文生态的多圈层系统运动之中。因此，它不能离开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圈层——侗族区域的生态环境。
（一）大歌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
自然生态可以构成多民族音乐之间交流的“场域”，更是某一个具体民族音乐生成的原生地带。大歌的产生和发展必然离不开侗族区域板块的自然生态环境。
侗族区域板块，主要是指侗族居住相对集中的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界的地区，包括贵州省的黎平、从江、榕江、锦平、三惠、镇远、剑河、玉屏、铜仁、石阡等县（市）；湖南省的新晃、靖州、通道、会同、芷江等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江、龙胜、融水等县。侗族总人口约260万，其中分布最多的是黎平县，有30多万，占侗族人口总数的13％以上。侗族区域板块分为两大区，即北部方言区和南部方言区。侗族大歌目前主要流行在南部方言区的第二土语区，流传面积1000公里，人口约20万。
侗族主要聚居在我国大西南的东缘，西属云贵高原苗岭山脉，南有九万大山和越城岭，在苗岭、雪峰山、九万大山之间，海拔一般在1000～2000米的第二台阶，是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典型山区。侗族地区的气候类型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区，由于山高谷深，内部气候呈垂直分布，有的地方差别极大，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同时，由于苗岭、雪峰山等起着屏障作用，北方寒流较少深入，冬无严寒，而南方湿润气流充分覆盖，雨量充沛，夏无酷暑。适宜各种植物生长，是宜林宜牧的理想宝地，也是大歌得以产生和保存的上佳之地。侗族村寨大多依山傍水，风景十分秀丽，寨前碧水长流，潺潺有声；河边榕树挺立，铺天盖地，处处鸟语花香，林涛声声。侗族这勤劳朴实的民族由于长期在这种优美清新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优美的田园生活环境和单纯的男耕女织的农业劳动生活，容易使歌手们对周围环境那富有音乐感和节奏感的大自然和声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广阔的联想，并且这种自然的和声必然会形成他们本能的无意识的模拟对象，成为直接认识和模仿的音乐雏态。这些就形成了侗族产生和声、复调音乐的自然生态阐释。
同时，也因侗族区域板块处于我国大陆东部板块和西部板块的结合部，从而形成了相对的地理性封闭，历代中央王朝在此地区仅“入版图存虚名”而已。新中国成立后，侗族区域分成三大块，分属贵州、湖南、广西三省区。由于分属三省区管辖，三大地区的地理位置都处在各省区最边缘地区，形成了长期以来的发展死角。虽然解放以来，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侗族地区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实施下，经济、社会、文化、交通等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从总体上看，其发展与全国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各县仍然处在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这种经济社会落后状态成了侗族人民在自然、人为等多种因素的逼迫下，经过长期的积累和传承中，在西南高原和大山中寻觅到了更易于保存、保留的自己民族文化——大歌的自然生态背景。
（二）侗族大歌的民间文化生态
侗族之所以能创造出震惊世界的艺术瑰宝——侗族大歌，这同样和侗族的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生态分不开的。侗族人民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创造出的语言、民俗、建筑、地方制度和伦理等文化体系，成为了侗族大歌生存的良好文化生态环境。
1. 语言文化
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是思维形成的载体。侗族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侗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南北两个方言区，侗族大歌目前主要流行在南部方言的第二土语区。全民均可演唱的大歌音域不宽，音调起伏不十分强烈，尤其注重歌唱时语言本身的调值变化和发音准确。侗语本身调值极为丰富，这一土语区语言有6个舒声调和4个促声调，字与字之间在发音上需要通过细致的训练，才能在歌唱中准确的使用和表现。因此，有人说听侗家人讲话，如听歌声一般。这种说法正说明了语言在音乐形象思维的过程中，在音乐旋律的构成中，无疑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侗语的特点是声调多，且字调高低相对，其升降变化呈现一定规律，但它的抑扬顿挫的变化又无固定音高和音律可循，对旋律音调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侗族人民在自己那具有音响美的语言中经过长期的加工，提炼和寻求出了美的音乐旋律与和声——侗族大歌。
2. 民俗文化
对于“以饭养身，以歌养心”的侗族人来说，侗族几乎所有的民间风俗都有特定歌唱方式参与，大歌的歌唱与展示是侗族人喜好“集体交往”的风俗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一方面，在诸多聚众交往活动中，年轻人通过歌唱相识相知，老年人在歌场叙旧摆古，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产生于集体歌唱的氛围中；另一方面，作为民俗方式，大歌的演唱有特定的礼仪规范。大歌的正式演唱，必须在代表村寨的中心建筑鼓楼进行，演唱的方式必须是来自不同村寨或房族的异性歌队；此外，还有诸多服饰、头饰、礼节等礼仪性要求。实质上，大歌参与并形成的主要民俗方式在不断地强调“集体参与”和“全民投入”，个人以歌唱成员的身份进入歌队，歌队再以集体的名义进入更大的村寨社交场合，甚至以歌唱的名义走村串寨，不断扩大自己的交际网络。【1】如此民俗，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借助集体帮助而平等进入了本族社会的机会、渠道和舞台，也为侗族大歌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生存的生态环境。
3.建筑文化
有民谚说:“侗人文化三样宝: 鼓楼、大歌和花桥”，可见，大歌与鼓楼、花桥有着极大的关系。鼓楼是侗寨的象征，花桥则象征着村寨的边界和寨与寨之间的联系。鼓楼文化可以说是侗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缩影。侗族建寨先建鼓楼，鼓楼的功能除聚众议事、传递信息和报警外，它还是重要的娱乐场所，是大歌演唱和传承的重要场所。一般重大节日活动的对歌大都在鼓楼中进行，在平日里如果有外寨客人（歌班）来访，主寨的歌班也邀请对方夜间进入鼓楼唱歌。
4.稻作文化
侗族地区是典型的稻作耕作区，其日常生活安排与水稻的生长周期息息相关，并由此形成了一套以农事、农时为纽带的传统生活习俗和民俗事项。而与侗族大歌相关的种种民间活动，正是在这一稻作文化在时空脉络中的展开。侗族地区一年中有几个主要的节日与水稻的生长密切相关，代表着稻作生产的开始（秧门节）、转换（新米节）和终止（过年），而大歌的相关活动也在吃新节和过年达到高潮，并在秧门节之后被禁止。侗民们必须在农闲时用功学歌，才有节庆之时的以歌相娱；而农忙时歌队有其另外的功能，它转化为“劳动协作组织”，共同或轮流到歌队成员家里帮忙，通过歌队的互惠与互助，侗族社区将家户的劳力转化为社会群体的劳力，一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促使族人在血缘、地缘、歌缘的作用下，形成更为有效和密切的生产生活共同体。【1】
5.地方制度与伦理文化
地方性的制度与伦理同样成为侗族大歌产生和传承的重要保障。在历史上，侗族人一直过着结款自治的生活。款，是侗族人特有的村寨联盟形式的社会组织，通过不同村寨间的交往和联盟结成军事、政治共同体，其对内的主要功能正是起着协调族人的平和关系。而以款形成的地方性制度与伦理，一方面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在社会中人际关系的中和品质。因此，侗族的制度伦理既注解着族性与自然的相协性，也说明着大歌音乐的中和性。同时，直到今天，侗族人都在地域界限和社区归属上认同侗款的划分，集体走寨做客经常发生在同款之间，虽然集体做客的方式、规模有所不同，但其核心内容都以鼓楼对歌为纽带展开的。

二、侗族大歌的历史颤变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侗族大歌来源久远，早在距今2500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刘向记载的《越人歌》流传于世。侗人是古代越人的后裔，虽然《越人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侗族大歌，但那种声韵优美，情景交融，含蓄动人的抒情格调已为侗族大歌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后来出现的南朝民歌，如《子夜歌》、《大子夜歌》、《子夜四时歌》等也与侗族大歌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至宋代，侗族大歌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如宋人陆游在其所著《老学魇笔记》中已经有关于“仡伶”（侗人自称）集体作客唱歌的记载。至明代，邝露在其所著《赤雅》一书中更加明确地记载了侗人“长歌闭目”的情景，这就是当时演唱侗族大歌的真实记录。当然，虽然侗族大歌产生得较早，但在大歌诞生之际，就开始随着其生态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地改变，只是到了当代，到了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为核心话语的今天，侗族大歌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才有了极大的变化，并且几乎到了濒临消失的边缘。
1.主流文化影响着大歌的历史颤变
主流文化对侗族大歌的影响，主要是指汉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影响。自清以降，汉文化就开始了对整个侗族地区全面渗透，侗族大歌在那个时候就明显杂糅了汉文化的特征。降及民国，侗族地方出现了一批既懂侗歌又识汉文的侗族文人，双重的文化身份促使他们开始采用汉字记录侗族语言。至今在侗族民间还保存着不少以“汉字记侗音”的大歌歌本。虽然“汉字记侗音”在大歌的传承体系中不占主流，但通晓汉文的男性歌师和进过学堂的年轻人还是有意将其引入大歌的教授和学习中。改革开发后，由于汉文化的不断影响，侗族大歌已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它不仅是侗族人民的精神食粮，而且成了世界各国各族人民所共享的精神财富。但不懂侗语的人听了用侗语唱的侗族大歌，就只能欣赏音乐，不懂歌词意思。如用汉语唱、英语唱艺术效果就会大增。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实验，民间用汉语来编唱的侗族大歌大量增多，北部方言区的侗族大歌绝大部分均变为用汉语来编唱，一小部分沿用侗语来编唱，其中好些歌句也夹杂着汉语而成为侗汉杂交型的大歌；在南部方言地区，新歌中用汉语编定和演唱的歌也比传统的大歌大大加重，大歌出现这种变异与建国后侗族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是互相关联的。建国后，由于侗族地区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加速了汉文化在整个侗族地区的传播，掌握汉文化的人也以数百倍的增长，可以说执行了语言的双轨制，以侗语为母语，以汉语为辅助语，汉文汉语的推行和影响势必引起大歌等诸多传统文化因素发生变异，从而使得那些喜爱侗族大歌但不懂侗语的侗族和非侗族也能听懂和演唱，使他们不光被大歌复调音乐和韵律倾倒，同时也被这散发着侗家人纯朴、智慧的歌词大意所折服。
2.大歌传承载体的变化带来了大歌的广泛流传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家用电器也相继进入了侗族地区，录音机的普遍出现，录音磁带和VCD成为了当今侗族大歌传承的重要载体，开始是各种采风人员提着录音机用以搜集民歌，随着录音机、影牒机的增多，歌手们便可边录边唱，这样既能达到很好的教授效果，又能达到长期保存和传承的目的。有了象录音机、影牒机等等现代化的电器，歌师（歌手）们就不必象过去那样靠大脑记忆和汉字记侗音的方法来进行传承，而这两种传承方式既费脑力又费精力，现代化的电器传承就方便多了，一些著名的歌师和歌队将所演唱的大歌，灌成带子在各地广泛流传。
3.传统大歌与现代舞台的遭遇预示了大歌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近五十年来，传统大歌与现代舞台的遭遇，也预示了侗族大歌在当代的发展方向。目前，侗族大歌的“舞台化“呈现出三种不同目的及其伴生的途径。一是乡间侗民自行组织的、以赚钱谋生为目的的“文艺打工”团体，其主要演出场合是中小城市的民俗风情园、民族餐厅等场所。二是当地政府以开发侗乡旅游资源为目的组织的“民俗展示”，大歌在舞台上的表演成为展示民族文化、宣传旅游风情的核心，作为政府行为的一部分，大歌的舞台化成为“发展侗乡经济”的手段和“民族文化复兴”的象征。三是各级歌舞团以继承和发展民族音乐为目的的“艺术表演”，为了大歌在舞台上表现得更加生动、专业、精致和标准，歌舞团纷纷对其进行“艺术加工”。三者之间，无论在艺术形式、目的上的如何不同，但大歌登上舞台之后，为了其适应观众的舞台审美习惯，大歌被刻意地艺术化了。近年来十分明显的是，舞台化的大歌艺术对民间仍然存在的大歌传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传统的大歌正在舞台的诱惑中，剥离出侗家日常生活，成为一种个人谋生的手段、旅游开发的资源和他者眼中的民间艺术。
4.经济社会的发展给大歌的传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改革开发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后，侗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旅游业的不断升温以及交通和通讯的快速发展，致使侗族与外界长期相对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原有的传统生态模式受到外来文化、现代文化和市场经济史无前例的冲击，侗族人原有的生存方式与生活习惯在短时期内发生了突变，侗族大歌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空间在迅速的萎缩。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侗乡人直接走出侗寨到城市打工，一是依靠越来越方便和迅捷的交通和媒体，将一个变化万千的世界直接呈现在毫无心理预防的侗乡人面前。当然，在这一场变故中，更为重要的是，在侗乡人与现代文化的接触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强化了作为“农民”和“少数民族”的身份意识。这种身份意识在当代主流语境及各种传媒中，始终被塑造成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弱势群体”。于是，文化自卑产生了。年轻人羡慕或模仿都市人的生活，乡村传统则成为无趣、土气和落后的象征。在城市打工的兄弟姐妹成为现代文化的直接传播者和代言人，他们带回家乡的现金和各种电器、时髦的打扮、见多识广的谈吐，都成为更多年轻人走出侗寨的动力。【1】大歌的传统及其所代表的侗族文化不再是年轻一代的必然选择，这给侗族大歌的传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5.传承的断裂成为了大歌难以维系的重要因素
80年代的农村经济改革，使侗乡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而与此同时，完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也随之被打破，商品经济带来的强大影响促使年轻人更多地外出打工，其收入成为了家庭重要的经济来源，中老年人留在家乡成为传统生活方式的守护者，未婚的甚至大多数已婚的年轻人为挣钱而远走他乡。于是，歌队随着他们的离去而解散，一些留在寨子里的女性歌队，也因为可以对歌的男性歌队的缺失而失去对歌的动力。等到年节之时，匆匆返家的年轻人又因为对大歌的荒疏而无法通过歌唱进入传统的民间社交网络，与家乡的疏离成为他们更快更远地离开家乡的理由。【2】为此，歌队难以组建，歌师无法教歌，集体走寨的习俗正在逐年减少，能参与对歌的歌手又远在他乡，所有这些，就成为了传统大歌在当代侗乡难以维系的重要因素了。
总之，随着人类进程的逐步加快，侗族大歌也在逐步地产生着历史的颤变。在历史的颤变中，有有利于大歌发展的健康因素，如语言文化的变化，加大了大歌的跨文化交流；传承载体的变化，扩大了大歌的流传地域；与现代舞台的遭遇，预示了大歌在当代的发展方向等。当然，更多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实施，大歌面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现代文化、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侗族大歌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生态环境正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侗族大歌正面临着后继无人、濒临失传的尴尬境地。

三、侗族大歌的前景及生态保护思路
正像自然生态需要保护一样，人文生态也需要保护。作为珍稀“物种”之一的侗族大歌，理应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到科学有效的抢救和保护。当然，幸运的是，侗族大歌面临失传的境地，不断地受到了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并提出了“抢救、保护、继承、发展侗族大歌”的行动计划和实施了侗族大歌申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所有这些努力，都将使侗族大歌的传承和发展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同时，对于如何更加有效地保护侗族大歌及生态环境，我们也尝试着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视角。
1.用生态保护的理念来保护侗族大歌及其生态环境
所谓生态，是指生命的存在状态或一个生命系统内所有生物共同组成大家庭的状态，可以理解为生态是在地球上一定时空域内所有生命存在与运动的客观。【1】而所谓生态保护理念，是指运用对已经十分恶劣的生态环境进行重新建设和保护的思想，使生态环境能恢复到良性状态。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不断觉悟和认识，作为一种概念上的借用，“ECO”这样一个前缀词被运用到了许多领域，包括了生命与非生命，物质与非物质等诸多领域。对于像侗族大歌这样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保护理念应被清晰地界定为：遗产＋地域＋居民＋记忆＋公众知识，应将保护的对象扩大为文化遗产，将保护的范围扩大到文化遗产遗存的区域，并引入社区居民参与管理的方式，强调社区居民是文化的主人，同时寻求一种对文化遗产在未来的延续和发展方法，这种方法将成为保存和理解某一特定群体整体文化内涵（包括物质与非物质）的长效工作方法。为此，对于侗族大歌的生态保护，应该包括与侗族大歌相关的物质文化元素和非物质文化元素。其中物质文化因素有：民居（吊角楼）、鼓楼、花桥、戏楼、寨门、歌坪、禾晾、禾仓等；而非物质文化因素有：语言（当地的侗语）、侗戏、侗款（侗款组织形式、款词）、节日活动、昏丧习俗、农耕稻作等。作为以定居型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侗族人，历来重视其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维护和保养，并有详细的款约规定了族人与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相守共生之道。因此，在对侗族大歌进行生态保护时，应参考当地的传统乡规民约，通过正式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传统侗寨的整体自然生态环境和具有典型性的与大歌生态相关的物质文化元素和非物质文化元素。
2.对侗族大歌进课堂的重新认识与定位
作为传承和发展侗族大歌的一种有效形式，“侗族大歌进课堂”在侗族大歌保护的不同场合都被广泛提及。当然，“侗族大歌进课堂”确实在大歌的传承和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侗族大歌进课堂”的具体实施中，我们也同样看到了它所存在的问题。如1984年，榕江县就在县里的中小学开展了“侗歌进课堂”实验,其影响力逐步扩展到黎平、从江、锦屏,并辐射到湖南、广西等侗族地区。“侗歌进课堂”前前后后经历了18年的风雨,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没有经费来源、没有制度保证、没有师资支持,使得其在实践中存在一定困难。再如，1988年，贵州艺术专科学校，即如今的贵大艺术学院，创办了“侗歌专业班”，最先把侗族大歌作为专业引入高等教育，但该专业同样面临招生与就业的困难。因此今天，已经到了需要我们对侗族大歌进课堂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定位的时候了。在我们看来，侗族大歌进课堂仍然是大歌传承和发展的有效形式，只不过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加强。第一，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筹措多方面的资金，加大对侗族大歌进课堂的投入，如黎平县岩洞镇就充分利用了国际福特基金，建立了侗族大歌人才培训基地；第二，要根据中小学生的特点，编写不同程度的大歌教材，促进大歌进入流行地区的中小学课题，同时也需要将与大歌相关的民族舞蹈、戏剧、乐器、常识、建筑、服饰、习惯和民族政策等一并纳入课堂教学，并使用民族语言，有条件的学校要使用民族文字；第三，要加大师资的培训力度，对于音乐教师的培训，不仅仅在于大歌知识的培训，更重要的是要进行侗语培训，因为传统大歌的传教步骤是先教歌词，再教旋律，教师通常是用一种在四度音程范围内的呤诵朗读，师念徒跟，直到把歌词背得滚瓜烂熟，才开始教歌徒唱低音部的旋律，而后才单独教那些唱高音的歌徒在低音的基础上配唱高音。
3.培养侗族大歌的专业创作人才和大歌名人，凸现其名人效应
求新求异是人的本性，一种含有特殊调式节奏的音乐能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往往会激起聆听者的极大兴趣。侗族大歌就具有这方面的特征，被誉为“清泉般闪光的音乐”。然而，大歌传唱至今，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专业创作人员。据了解，与侗族属同一语系的壮族，就有他们专业创作的人员，他们运用专业的创作方法，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写出了黑衣壮族民歌《天上星星伴月亮》，在南宁国际民歌节上一炮走红。由此可见，侗族大歌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特点，运用专业的创作技法编出更多更好的大歌。同时，侗族大歌也需要在群众性演唱活动的基础上，各级政府部门应及时出台一系列鼓励政策措施，使优秀歌手脱颖而出。如制订优秀歌手、优秀歌师和优秀歌班奖励条例，给优秀歌手、优秀歌师和优秀歌班授予荣誉称号等等，使这些人物或团体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以激发人们学歌唱歌的热情。在这一点上，侗族大歌应像纳西古乐学习，纳西古乐与侗族大歌都闻名于世，是一对绝妙的孪生姊妹。但侗族大歌与纳西古乐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纳西古乐有一个世界级的旅游城市丽江作为大环境，市场化程度很高，而侗族大歌却相形逊色，市场化程度太低，且缺乏名人效应。纳西古乐有一位造诣深厚，被本民族誉为大师级的人物宣科，其在本民族有很高的声望，对旅客特别是外宾，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侗族大歌有若干人现已具备了与宣科媲美的潜质，但仍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和塑造。关键是要为他们提供成长的条件，培养他们、宣传他们，使之成为全族、全国，乃至全世界了解他们、尊敬他们，从而达到以名人效应激励人们传承和发展侗族大歌的目的。
4.成立以侗族大歌为载体的文化产业机构
在商品社会中，文化娱乐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民族歌手们不能空着肚子唱歌，他们要吃、要穿、要谋生，而且希望自己的物质生活得到逐步地改善，这就需要有一定的回报，而不能只为别人义务唱歌。从这个层面看，侗族大歌确实需要走向市场。因为，同样是民族音乐，云南丽江纳西古乐已经为他们的艺术团体创造了数百万元的资产。侗族大歌为什么就不能走向市场？对此，我们认为，侗族大歌可以像贵州省正在实施的多彩贵州系列文化产业一样，成立自己的演出中心和音像公司，将侗族大歌的演出活动纳入文化产业的构建之中。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运作，提高大歌歌手们的报酬和待遇，另一方面，通过商业运作，使侗族大歌能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国巡回演出，不断地提高大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只有这样，侗族大歌才能得到更好地生存和不断地传唱下去。

参考文献：
【1】杨秀昭 吴定国主编：《侗族大歌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版。
【2】张中笑 杨方刚主编：《侗族大歌研究五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版。
【3】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合编：《侗族大歌：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候选项目申报书》（中文版），2004年。
【4】普虹：《侗族大歌的过去和将来》，《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
【5】徐新建：《侗族大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关和背离》，《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4期。

作者简介：申茂平，1968年生，社会学硕士，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处（贵州，贵阳，5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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